那個禮拜的晚些時候，我把她葬在了她父母旁邊，蘇埃諾鎮北邊二十五英里處的天主教公墓。阿爾瑪從未跟我提過有什麼親戚，既然沒有格蘭德家或莫尼森家的人出來認領屍體，我便自己支付了葬禮的費用。圍繞著是塗上防腐劑土葬好還是火葬好、不同棺木的耐久性、棺材的價格等種種相關問題，要做出許多可怕的決定和怪異的選擇。接著，在選擇了土葬之後，還有許多進一步的問題：服裝、口紅顏色的深淺、指甲上光、髮型。我不知道我是怎麼應付完那些事情的，但我猜我的做法和所有其他人一樣，都是處於一種半夢半醒、半在半不在的狀態。所有我能記得的就是對火葬的提議說不。不要火，我說，不要灰。他們為了屍檢已經把她切得支離破碎，我不想再讓他們把她燒了。
阿爾瑪自殺的那天晚上，我從佛蒙特的家裡給警長辦公室打了電話。一個名叫維克托·古茨曼的副警長被派去農場調查，雖然他早上六點不到就到了農場，但胡安和肯奇塔已經不見了。阿爾瑪和芙芮達都死了，發給我的那封信還在傳真機里，但兩個小人不知去向。五天後我離開新墨西哥的時候，古茨曼和其他警察還在找他們。
根據芙芮達的遺囑指示，她的遺體由她的律師處理。儀式在藍石農場的一塊樹蔭下舉行——就在主屋的後面，在海克特那些柳樹和白楊的小森林裡——但我特意沒有參加。我現在對芙芮達恨之入骨，想到要去參加她的葬禮都覺得反胃。我沒跟那個律師碰過面，但古茨曼跟他說起過我，當他打電話到我的汽車旅館邀請我參加芙芮達的葬禮時，我只是簡單地告訴他我很忙。之後他又東扯西拉了幾分鐘，說到可憐的斯貝林夫人和可憐的阿爾瑪，說到整件事情是多麼可怕，接著，這是最高機密，幾乎毫不停頓地，他告訴我遺產價值高達九億多美元。遺囑一旦驗證生效，農場就會被上市拍賣，他說，拍賣的收入，連同斯貝林夫人擁有的股票債券清算後的全部所得，都將捐給一個紐約的非營利組織。哪個組織？我問。現代藝術博物館，他說。整個九億都將用來建立一個保護老電影的無名基金。很奇怪，他說，你不覺得？不，我說，不奇怪。也許可以說殘酷，令人作嘔，但不奇怪。要是你喜歡聽蹩腳的笑話，這個可以讓你笑上好幾年。
我想最後再去一次農場，可是當我把車停在農場大門前，我卻沒有心情再開進去。我一直希望能找些阿爾瑪的照片，能在小屋裡找些零碎物品帶回佛蒙特，但警方已經用禁止入內的黃色膠帶把現場圍了起來，於是我突然失去了勇氣。並沒有警察站在那兒攔著我，溜過圍欄走進去也不會有任何麻煩——但我不行，我不行——因此我掉轉車頭離開了那兒。我用待在阿爾博科奇的最後幾個小時為阿爾瑪的墓穴訂了一塊墓碑。一開始，我覺得要讓碑上的銘文極簡化：阿爾瑪·格蘭德1950—1988。但接著，在我簽了合同付了錢之後，我又返回店裡對那個男人說我改主意了。我想再加一個詞，我說。銘文應該寫成：阿爾瑪·格蘭德1950—1988 作家。除了她在生命最後一夜發給我的那二十頁自殺留言之外，我從未讀過她寫的一個字。但阿爾瑪是因為一本書而死的，出於公平，她應該作為那本書的作者而被紀念。
我踏上了回家的路。飛回波士頓的途中什麼事也沒發生。飛機在中西部上空遇到了氣流，我吃了雞塊，喝了杯酒，我看著窗外——但什麼事也沒發生。白色的雲朵，銀色的機翼，藍色的天空。什麼也沒有。
我回到家裡發現酒櫃是空的，出去買瓶新的時間已經太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救了我，我忘了在那兒的最後一晚我已經把那瓶龍舌蘭酒給喝光了，開車去三十英里外西T鎮的希望也破滅了，我只好頭腦清醒地上床睡覺。第二天早上，我喝了兩杯咖啡，然後重新回到工作上。我本來已經做好了精神崩潰的打算，打算再度滑到悲傷失落和酗酒沉淪的老路上，但在佛蒙特那個夏日清晨的晨光里，我心裡的某種東西抵擋住了那股自毀的慾望。夏多布里昂對拿破崙人生的漫長思考剛剛進入尾聲，我重新開始翻譯的地方是在回憶錄的第二十四部，那位被廢黜的國王在聖赫勒拿島上。他已經在流放中度過了六年，當年他征服歐洲也沒有用這麼多時間。他現在難得離開屋子，他整天都在讀切薩諾帝翻譯的義大利版的《奧西恩》……當波拿巴出門時，便沿著兩旁長著蘆薈和有香味的金雀花的崎嶇小路散步……或是把自己隱身於貼著地面漫卷的厚厚雲霧中……在眼前這個時代，一切事物一天就會老去；活太久的人，無異於行屍走肉。當我們穿越生命時，我們會在身後留下三四個自己的形象，每一個都不一樣。我們看著它們穿過時光的塵霧，就像看著我們不同年紀的肖像。
我不能確定，是我在自欺欺人地相信我堅強得足以繼續工作呢——還是僅僅因為我變麻木了。那個夏天剩下的時間我感覺自己就像生活在一個不同的時空里，能清醒地感受到周圍的事物，但同時又遊離於它們之外，彷彿我的身體被裹在一層透明紗布里。我長時間地撲在夏多布里昂上，早起晚睡，隨著一禮拜一禮拜地過去，我在穩步前進，並逐漸把自己每天的翻譯定額從三頁提高到了四頁。這看上去像是進步，感覺上像是進步，但也正是那一階段，我的注意力莫名其妙地變得越來越分散，只要一離開書桌，便會有一陣恍惚感襲來。我連續三個月忘了繳電話費，對信箱里的一份份催繳通知視而不見，直到有一天一個男人出現在我的院子里要切斷電話線，我才把欠費付清。兩周後，在一次去布萊特爾博羅的購物之旅中（我也去了郵局和銀行），我把錢包扔進了郵箱，以為那是一沓信。這些事件讓我很難堪，但我一次也沒想到過要停下來想想它們為什麼會發生。問那個問題就意味著要跪下來打開地毯下的活動門，而我無法面對那個地方的黑暗。很多個晚上，在結束工作吃完晚飯之後，我都會在廚房裡待到很晚，整理我在看《馬丁·弗羅斯特的內心生活》時所做的筆記。
我認識阿爾瑪才不過八天時間。其中有五天我們是分開的，我計算過我們在另外三天里一起度過的時間，結果總共只有五十四個小時。其中十八個小時睡覺睡掉了，還有七個小時因為這樣那樣的事情我們被隔開了：我一個人在小屋裡待了六個小時，我跟海克特一起待了五到十分鐘，我看電影看了四十一分鐘。那樣剩下只有二十九個小時我能真正看到她，摸到她，能把自己封閉在只有她的世界裡。我們做了五次愛。我們一起吃了六頓飯。我給她洗了一次澡。阿爾瑪是如此快速地走進又走出了我的人生，我有時甚至都覺得她不過是我的幻想。面對她的死，那種感覺是最糟糕的。沒有足夠的東西讓我去記住，所以我只有一次又一次地不停溫習著同樣的問題，不停疊加著同樣的數字，得出同樣的、毫無價值的總和。兩次汽車，一次噴氣式飛機，六杯龍舌蘭酒。三個不同的晚上在三棟不同房子里的三張不同的床。四通電話。我是如此迷惘，我不知道除了讓自己繼續活著以外還能怎麼悼念她。幾個月後，當我完成翻譯從佛蒙特搬走的時候，我領悟到阿爾瑪是為了我才那樣做的。在短短的八天時間裡，她把我從死神手裡救了回來。
那之後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並不重要。這是一本碎片之書，一本悲傷和記不太清的夢的彙編，為了講述這個故事，我必須將自己限定在這個故事的事件本身。我只能說我現在住在一個大城市，在波士頓和華盛頓特區之間的某個地方。這是我自從《海克特·曼的默片世界》以來寫過的第一本東西。我又教了一陣子書，然後找到了另一份更滿意的工作，便永遠離開了講台。我還要說（為了那些關心這類事情的人），我不再是一個人生活。
我從新墨西哥回來已經有十一年了，在這十一年裡我從未對任何人說過在那兒發生的事情。關於阿爾瑪，關於海克特和芙芮達，關於藍石農場，我一個字也沒提起過。即使我想說，這樣一個故事，又有誰會相信？我沒有證物，也沒有證據來支持我的說法。海克特的電影已經被毀了，阿爾瑪的書已經被毀了，而我所能展示給他人的唯一東西就是我那一點可憐的筆記，我的沙漠筆記三部曲：《馬丁·弗羅斯特的內心生活》的概要，海克特日記的摘錄，以及一份和什麼都沒關係的天外植物的清單。我決定最好還是不說為妙，讓海克特之謎繼續存在下去。現在已經有別人在研究他的作品了，當那些喜劇默片1992年被製作成錄像帶發行後（一套三盤的盒裝合輯），這個穿白外套的男人開始慢慢有了一批擁戴者。這是個小小的復出，當然，在這個娛樂工業化和充滿億萬大製作的電影國度里，它不過是個極小的事件，但已經很令人滿意了。我很高興能偶爾看到一些提及海克特的文章，他們把他稱為類型片的二級大師（摘自《視覺與音響》雜誌中斯坦利·烏貝爾的文章）或者滑稽默片藝術上最後一位重要的電影人。或許那就已經夠了。當一個影迷俱樂部在1994年成立的時候，我應邀成為一名榮譽會員。作為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研究海克特作品的長篇論文的作者，我被視為是這一組織的創始人，他們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