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只有一次生命。人會活很多次，周而復始，那便是人生之所以悲慘的原因。
——夏多布里昂
所有人都以為他死了。當1988年我那本關於他電影的書出版時，海克特·曼已經失蹤了將近六十年。除了一小撮歷史學家和老電影迷，幾乎沒人知道曾經有過這麼個人。1928年11月23日，《兼得或落空》，他在默片時代末期所拍的十二部喜劇短片中的最後一部，在好萊塢上映。兩個月後，沒有對朋友同事道一聲再見，沒有留下哪怕一張字條或泄露任何口風，海克特突然離開了自己位於北橘道的出租公寓，從此杳無音信。他那輛藍色的德索特還停在車庫裡；他房子的租約還有三個月才到期，租金也已經付清。廚房裡有食物，酒櫃里有威士忌，卧室衣櫥里的衣服原封未動。據1929年1月28日的《洛杉磯先驅報》報道，看起來似乎他只是出門散會兒步，隨時都有可能回來。但他再也沒有回來，從那一刻起，海克特·曼彷彿從地球表面消失了。
在他失蹤後的幾年裡，有關他的故事和傳言層出不窮，但沒有一個得到證實。其中聽起來最有可能的猜測——他自殺了，或是成了某個非法活動的受害者——也找不到任何依據，因為從未發現過他的屍體。而其他對海克特命運的揣測則更富有想像力，更充滿希望，也更具浪漫色彩。一種說法是，他已經回到了故鄉阿根廷，如今是一個地方小馬戲團的老闆。另一種說法是，他加入了共產黨，正用假名在紐約州尤蒂卡的牛奶場工人中從事地下組織工作。還有一種說法，說他成了一個搭火車四處遊盪的破產流浪漢 。如果海克特是個名氣更大的明星，這些流言無疑將會持續下去。他會活在這些形形色色的說法中，並漸漸變成那些標誌性的傳奇人物中的一個，一個關於青春、夢想和殘暴的命運轉折的典型。但這些並沒有發生，因為事實上當海克特的電影生涯結束的時候，他在好萊塢才剛剛起步。他出道太晚，還沒來得及充分發揮他的才華，他在電影圈待的時間又太短，對於他是誰、他能幹什麼，還沒來得及給人們留下一個持久的印象。幾年過去，大家一點一點地把他忘在了腦後。到了1932或1933年，海克特已經基本上屬於一個被拋棄的世界，如果說哪裡還能找到他的蛛絲馬跡，那也就是某本沒人要讀的晦澀書本上的一條腳註。電影現在會說話了，默片里那種閃爍不定的無聲表演已成為過去。不再有什麼小丑，不再有什麼啞劇，不再有漂亮的輕佻女郎踏著聽不見的樂隊節拍翩翩起舞。它們不過才消失了幾年時間，但感覺上卻已經成了史前的玩意，就像那些人類穴居時代曾在地球上四處漫遊的古老生物。
我在書里對海克特的生平著墨不多。《海克特·曼的默片世界》是一本研究他電影的專著，而不是傳記，書中所提到的任何關於他銀幕外活動的細小花絮都來源於標準途徑：電影百科全書、回憶錄、好萊塢早期的歷史資料。我寫這本書是為了和別人分享自己對海克特作品的熱愛。對我來說，他的生平故事是次要的，較之去推測在他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寧可專註於研讀他的電影。既然他出生於1900年，並從1929年起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我沒有任何理由會認為他還活著。死人是不會從墳墓里爬出來的，而且就我所知，也只有一個死人才能把自己藏那麼久。
我的那本小書由賓州大學出版社在十一年前的3月出版。三個月後，就在第一輪書評開始出現在電影季刊和學報上不久，我的郵箱里突然收到一封信。信封比一般商店裡賣的要更大更方，是用厚重的特種紙做的，因此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那裡面大概是一份婚禮喜帖或滿月酒請柬。我的名字地址用優雅的花體字橫寫在信封正面。這樣一手好字即使不是出自職業書法家之手，也肯定是某個崇尚書法藝術的行家所寫，而且此人想必受過老式的社交禮儀教育。郵票上蓋著新墨西哥州阿爾博科奇市的郵戳，但背面封口上的回郵地址卻表明這封信是在別的什麼地方寫的——假如真的有這麼個地方，有這麼個小鎮。地址只有簡短的兩行：藍石農場；新墨西哥州蘇埃諾鎮。當時看見這兩行字我大概有點啞然失笑，不過現在我已經記不清了。沒有寄信人姓名，我打開信封，抽出裡面的卡片，聞到一絲淡淡的香味，一種極為微妙的薰衣草香味。
尊敬的齊默教授，卡片上寫道，海克特拜讀了大作，希望能同您會面。不知您是否有興趣到寒舍一游？芙芮達·斯貝林（海克特·曼太太）謹上。
我把手裡的卡片看了六七遍。然後我放下卡片，走到房間的另一頭，又走回來。再次拿起那封信的時候，我簡直都不能確定那些字跡是否還在紙上。即使它們還在，我也懷疑那些句子是否還跟剛才一模一樣。我又看了六七遍，還是一頭霧水。準是個惡作劇，我想。但不一會兒，我就對自己的想法充滿了懷疑，再過了一會兒，我又對自己的這些懷疑產生了懷疑。一個想法總是伴隨著另一個相反的想法，而一旦第二個想法推翻了第一個想法，馬上第三個想法就會冒出來推翻第二個想法。因為不知道該幹什麼好，我開車去了郵局。美國的所有地址都列在郵政黃頁上，如果黃頁里找不到蘇埃諾鎮，那麼我就可以把那張卡片一扔了事。但我找到了。我在第一卷的一千九百三十三頁上找到了蘇埃諾鎮，它夾在阿瑪瑞拉鎮和提耶鎮之間，是一座貨真價實的小鎮，有一間郵局和五位數的郵政編碼。當然，這並不能證明那封信就是真的，但至少多了一點可信度。等我回到家，我知道我必須寫封回信。你無法對那樣一封信置之不理。一旦你看了，你就知道，要是不坐下來寫封回信，你這輩子都將不得安寧。
我沒有保留回信的副本，不過我記得我是手寫的，措辭盡量簡短，只有寥寥幾行。幾乎下意識地，我也採用了來信那種平淡而神秘的語氣。大概，我覺得這種寫法比較安全，比較不會被策劃這場惡作劇的傢伙當成傻瓜玩——如果這確實是一場惡作劇的話。除了個別的字詞可能稍有出入，我的回信內容大致如下：尊敬的芙芮達·斯貝林女士，我很樂意同海克特·曼先生會面。但我如何能確認他還健在？據我所知，他已經失蹤了半個多世紀。請提供詳盡資訊。戴維·齊默謹上。
我們都有一種相信不可能事物的傾向，我想，這是因為我們總希望會有奇蹟發生。由於我寫了有史以來唯一一本關於海克特·曼的書，有人可能會以為，知道他也許還活著，我會感到歡欣鼓舞。但我根本不可能歡欣鼓舞。至少我覺得我不可能。我的那本小書誕生於巨大的傷痛之中，即使現在書寫完了，那傷痛也仍揮之不去。寫書不過是個借口，就像是為了緩解體內的痛楚而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每天吞服某種藥片。在某種程度上，它確實奏效了。但芙芮達·斯貝林（或者假扮成芙芮達·斯貝林的不管誰）不可能知道這些。她不可能知道1985年6月7日，就在我們結婚十周年紀念日之前的一個禮拜，我的妻子和兩個兒子因飛機失事而不幸遇難。她或許看到了書里的題詞（獻給海倫、托德及馬可——本書為了紀念他們而作），但這些名字對她來說毫無意義，就算她能猜到他們對於作者的重要性，她也不可能想到，這些名字實際上代表了他生命中的一切——三十六歲的海倫、七歲的托德、四歲的馬可，隨著他們的死去，他的大部分也已經死了。
他們當時正在去密爾沃基探望海倫父母的途中。我一個人留在佛蒙特批改試卷，並為剛結束的學期最後打分。那是我必須完成的工作——我在佛蒙特州漢普頓市的漢普頓大學任比較文學教授。本來我們會在二十四五日左右一起動身去密爾沃基，但海倫的父親剛剛動手術切除了腿部的一塊腫瘤，所以我們一致認為她和孩子們應該儘快趕過去。為了讓托德能夠獲准缺席二年級期末最後兩周的課，臨行前夕我們還在煞費苦心地與校方磋商。校長雖然很不情願，但她最終還是表示理解並同意放行。那是我在事後反覆想起的事情之一。要是她拒絕了我們的請求，托德就會不得不跟我待在家裡，托德就不會死。至少他們中有一個會逃過一劫。至少他們中有一個不會從七千英尺的高空墜落，而我也不會被孤零零地一個人留在原本四個人住的房子里。當然，還有其他事情，還有其他各種可能性，它們糾纏著我折磨著我，使我一次又一次地走進同樣的死胡同。每件事情都被聯繫起來，因果鏈條上的每個環節都成了災難進程的一部分——從我岳父腿上的惡性腫瘤到那一周中西部的天氣到訂機票的旅行代理的電話號碼。最糟的是，是我堅持要開車把他們送到波士頓，這樣他們就可以直飛到密爾沃基。我不想讓他們從伯靈頓走。那意味著先要乘一架十八座的螺旋槳飛機到紐約再轉機，我對海倫說我不喜歡那些小飛機。它們太危險，我說，我受不了讓她和孩子們在我不在場的情況下乘坐那種飛機。所以他們沒坐——為了不讓我擔心。他們去坐了更大的飛機，那架飛往地獄的飛機。更可怕的是，我幾乎是爭分奪秒地把他們送到那兒去的。那天早晨堵車堵得很厲害，當我們終於開到斯普林菲爾德上了麥斯派克高速的時候，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