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聽風暴》是2006年德國最成功的電影，它在「德國奧斯卡」之稱的羅拉獎評選中獲得十一項提名，並獲得最佳影片、最佳編劇等七個重要獎項。這也是繼《地下》、《再見，列寧》、《帝國的毀滅》、《百萬殺人遊戲》之後再次驚動世界的歐洲電影。
梁啟超曾經感慨，「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譜也。」與歐洲導演們對人生與歷史的思考不同的是，近年來中國的影視導演依然熱衷於為帝王修家譜，以至於有人開玩笑說當年滿清入關的好處就是為幾百年後的清宮劇作貢獻。至於電影，更是可歌可泣——若是少了皇上，我們的編劇就會像《十面埋伏》那樣「找不著組織」，任憑演員們在風雪裡打鬥到地久天長，觀眾仍是不知所云。
當說，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以及對歷史的思考。今日中國電影之所以乏善可陳，是因為這些影片既沒有歷史感，也沒有任何思維的樂趣可言。影像的軀殼、聲色的裝修不足以支撐起電影這門思想的藝術。人們習慣於將自己的碌碌無為歸咎於環境，然而，多納斯馬克用自己的電影告訴世人——無論境遇如何，若是能積極面對自己的人生，每個人也並非別無選擇。好在情形還不至於太讓人絕望，諸如《頤和園》、《鬼子來了》以及我在整理這部書稿時看到的《讓子彈飛》，讓我看到當代中國電影的一絲絲光亮。
《竊聽風暴》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柏林牆倒塌之前。魏斯勒，代號XX/7，是位史塔西（STASI）軍官，審訊和竊聽是他的全部生活。在一次聚會上，他嗅到德雷曼身上的異味，於是自告奮勇地在德雷曼家裡裝滿監控設備，開始記錄這位「危險作家」的一言一行。正是這次不經意的介入，徹底改變了魏斯勒的命運。
德雷曼是位著名的東德作家，妻子西蘭德是位舞台劇演員。德雷曼態度溫和、奉公守法，和許多人一樣，對於不合理的社會有著出奇的忍耐力與適應能力。他從不大聲反抗，對於政府加之他人的迫害，寧願選擇沉默，有時甚至還會為自己的明哲保身沾沾自喜。
德雷曼夫婦表面平靜的生活被文藝部長烏諾的出現打破了。所謂「吾愛真理，更愛追求真理的女青年」，顯然這位自稱「熱愛文藝」的部長先生更愛以權謀色。筆者曾撰文指出「強姦民意是世間最高境界的色情」，對於德雷曼一家來說，部長先生的色情無疑更進一步，這是一種從靈魂到肉體式的介入。一方面，烏諾以禁令相威脅來扼殺德雷曼可能的不服從；另一方面，又肆無忌憚地逼迫德雷曼的妻子奉獻自己，供其淫樂——「配合得好就可以早點回家」，這是部長先生的口頭禪。
西蘭德對淫威的屈服觸動了魏斯勒心尖上最柔軟的部分，以至於他一時忘記了自己的身份，甘願以無名觀眾的身份去間接勸誡西蘭德不必迎合任何人。從這一刻起，魏斯勒開始了靈魂的還鄉之旅。他從德雷曼的書房裡捎走了一本布萊希特的詩集，就像是一隻飛鳥銜走一根樹枝，為自己構築精神的巢穴。
另一件事更可謂時代之不幸。德雷曼的好友、著名導演艾斯卡在被政府「禁聲」七年後終於不堪重負自殺了。德雷曼是在電話里得知這個消息的，當時他握著話筒，陷入了長久的沉默。隨後，他坐到鋼琴前彈奏艾斯卡送給他的《好人鳴奏曲》，那是不久前過生日時艾斯卡送給他的禮物。悠揚的琴聲，讓正在公寓頂樓進行監聽的魏斯勒悄然落淚。
故事圍繞著德雷曼與魏斯勒的心理轉變展開。獲知妻子對部長淫威的服從以及好友的自殺後，德雷曼終於選擇了反抗。很快，他冒險犯難寫了一篇揭露東德公民自殺現狀的文章在西德雜誌上發表。而就在此時，躲在暗處真實地見證了德雷曼夫婦不幸與屈辱的魏斯勒搖身一變成為了他們的保護者。這個原本兢兢業業的史塔西分子，不再忠於自己的上級與其服務的體制，開始想方設法對他所竊聽到的、不利於作家的內容進行刪改。
有關自殺的文章使得東德安全部門大為光火，他們將懷疑的矛頭直接指向了德雷曼。很快，西蘭德在審訊室里供出了藏在家中的關鍵證物——進口打字機。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魏斯勒趕在其他史塔西人員到來前取走了打字機，挽救了德雷曼。
魏斯勒為自己的「竊聽失敗」付出了代價，原本仕途光明的他被降職，成為了史塔西內部處理郵件安全的底層人員。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後，魏斯勒成為一個普通的發信工。
陽光滿地。一個平常的日子，魏斯勒在一家書店櫥窗里發現德雷曼出版的新書《好人奏鳴曲》。翻開書，扉頁上寫著「獻給竊聽人員XX/7」。原來，對自己獲救百思不得其解的德雷曼通過已經公開的竊聽紀錄了解到當年在暗中保護他的「XX/7」正是魏斯勒。
影片有著一個意味深長的結尾。魏斯勒買下了這本書。當店員問他是否需要包裝送人時，魏斯勒說：「不，這是送給我自己的。」《好人奏鳴曲》讓兩位不曾謀面的德國好人有了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德雷曼因之表達了自己對魏斯勒的感激之情，而魏斯勒也把這本書送給了自己，作為對自己捍衛良知和生活的獎賞。
《竊聽風暴》里沒有宏大場面，這個中文譯名遠不如其原意「別人的生活」那樣更能為我們展示該片的內涵。「別人的生活」在這裡至少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對他人生活的闖入；其二是沒有自己的生活。
如上所述，文藝部長利用職權，恐嚇作家，並且脅迫作家的妻子與其保持每周一次的約會，是對作家夫婦生活的闖入。這種闖入同樣表現在魏斯勒對作家家庭生活所進行的二十四小時監聽與監視。在沒有憲政保障的國家，平民的茅屋被當權者視為監舍，他們可以像獄卒一樣隨時進入，美其名曰執行公務。
不同的是，文藝部長是為了私慾侵佔他人的生活，而魏斯勒則更像是出於「公心」拋棄了自己的私人生活。作為一個為黨國盡忠的「老光棍」，魏斯勒廢寢忘食，把自己的大部分時間都放在了監視與審訊之上，簡而言之，用於干擾別人的生活方面，而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幾乎是一片空白。事實上，正是無數像魏斯勒這樣的人貢獻自己的生活，才使烏諾那樣的大人物可以為所欲為。
今天，我們知道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生活，公權力應當在私宅的門檻前止步。然而，在「暴力戰勝了思想，人群戰勝了人類」的時代，在政治壓倒一切的一九八四年，像魏斯勒這樣的敬業者卻以監視和審訊「危險人物」為榮。他們相信，任何人都可能背叛自己的國家，因此任何對政府的不信任都可以成為一個人被捕的理由。當人們被迫在政治的泥沼中求生，生活本是件奢侈的事情。
《竊聽風暴》的故事從1984年開始敘述，想必不是一種簡單的巧合。六十年前，天才作家喬治·奧威爾曾經在其著名的反極權小說《一九八四》里為世人虛擬或者預言了一個「老大哥在看著你」的恐怖世界。
奧威爾為我們揭示了一個靠「雙語思想」與「新詞」進行極權統治的國度。和魏斯勒所服務的斯塔西一樣，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同樣為「真理部」賣命。在這裡，「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每個人都被監視，每個人的權利都是處於沒收的狀態。顯而易見，這種「雙語思想」在當年的東德同樣有所表現：一方面政府不遺餘力地向民眾宣揚民主德國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國家；另一方面又視國民為潛在的「國家公敵」，必須接受監控。為此，東德設立了「史塔西」這個全世界最強大的情報機構，為東德一千八百人口中的六百多萬人建立了秘密檔案。也就是說，每三個東德人裡面便有一個被監控。
在「線民政治」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告密成了東德居民的日常生活。此時，不僅有來自政府的「老大哥在看著你」，還有來自社會的「老大媽在看著你」。不幸的是，社會的分崩離析還體現在「老婆（公）在看著你」。關於這一點，《竊聽風暴》的男主角飾演者穆赫可謂感同身受。他的妻子簡妮·格羅曼曾經為德國國家安全部門工作，負責監視他和其他演員，僅解密文件便有254頁相關記錄。
當歷史翻過封閉而陰暗的一頁，生活於今天的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當年柏林牆東邊難以為繼。當年的東德政府，將其主要精力放在了社會控制上，而納稅人所謂的「改善生活」，不過是換回了幾副質地優良的手銬。
國家是人之造物，不能凌駕於人的價值之上。然而，極權國家所宣揚的是每個人要為極權而生，為極權而死，做權力的附庸。魏斯勒的「光榮背叛」，揭示了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於「體制內外」的人都有和解的可能。道理是，體制並非最真實的共同體，也非鐵板一塊，而人類作為共同體的價值與恆常遠在任何體制之上。
影片中自殺而死的朋友、應召而來的妓女、布萊希特的詩歌以及《好人奏鳴曲》等等，對於魏斯勒的「光榮背叛」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道具。
自殺前，艾斯卡曾經近乎絕望地對德雷曼說：「我再也無法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