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元鼎四年（西元前一一二年）一場暴雨剛過，河東郡汾陰縣一個叫巫錦的農民，擔心大水淹了自家的二畝薄田，便扛了鋤頭到田中看個究竟。當他來到村外一座祠堂旁時，發現原有的一條小路有一處呈鉤狀陷了下去，出於好奇，他彎腰揮動手中的鋤頭照下陷的地方猛鏟下去，想不到鋤頭剛一落入泥坑，便傳出一聲沉悶的金屬撞擊聲。
巫錦先是一驚，繼而想到，莫非地下藏有寶貝？於是，一股熱血湧入頭頂，便不再顧及那二畝薄田，索性甩開臂膀挖下去。只一會兒功夫，坑中露出了一件長方金屬物品。「果然有寶貝。」巫錦驚喜交加，更加起勁地挖掘起來。隨著泥坑不斷加深擴大，整個物品的原形畢露——這是一件看上去極其古老的青銅大鼎，大鼎碩大異常，器腹如城牆般雄壯，整體造型厚重典雅、威嚴肅穆，透出咄咄逼人的恢宏氣勢。見到青銅大鼎，巫錦更加驚喜，認為自己發財的機會到了，但這個念頭剛一閃過，驀地又意識到此事非同小可，眼前的祠堂可是當今皇帝御筆親批建的，說不定這東西與祠堂有關，果真如此，自己這個妄舉可能會招來殺身之禍也不一定。
想到這裡，巫錦頓時感到大禍臨頭，額上冒出了陣陣冷汗。極度的驚恐之後，他決定趕快將此事報官自首，說明前因後果，這樣或許可以免遭罪責。
當地官吏聞訊，覺得頗為新奇，便跟著巫錦前來現場察看，果見一碩大青銅鼎靜臥於泥坑之中。地方官吏未曾見聞有如此精美、龐大的青銅鼎，隱約感到了什麼，便決定派人快馬向河東郡太守報告。河東太守一聽，先是大驚，隨即半信半疑地親自帶人前來探看。這個河東太守出身儒生，對古物頗有鑽研，一見大鼎便兩眼發直，驚駭不已。待反覆查看之後，嘴角露出了一絲微笑。
河東太守明白，鼎在商周時期常被奴隸主貴族用來「別上下，明貴賤」，作為祭祀等用的禮器，鼎的大小輕重是用以區分統治者的權力、身分和等級，傳言得重鼎者得天下，所以才有了「問鼎中原」的成語。六年前，漢武帝汾水得鼎，認為是吉兆，將鼎送到長安後，擺宴五日以慶賀，並實施大赦，不久還將年號改為元鼎元年，以示對得鼎的紀念。那得鼎、迎鼎和送鼎，甚至在皇帝面前拍馬屁者，自然是陞官發財，各有所得，朝廷內外皆大歡喜。有了六年前的例子，河東太守不敢怠慢，除了命令當地官吏嚴加看護這鼎，立即回府寫就奏章呈報漢武帝。漢武帝聽聞汾陰又出一重鼎，龍心大悅，認為又一次蒼天授意，隨即下詔，將鼎掘出，由河東太守親自護送到京城長安設祠供奉。
鼎送進長安後，朝中不少公卿認為這又是一次陞官發財的機會，便各顯神通，極盡吹捧之能事，將此鼎譽為曠世珍寶、天下罕見之神品。更有阿諛苟合之徒如齊人公孫卿等人覺得只是一味吹捧尚不足以引起皇帝的重視，陞官發財的好夢難圓，便引經據典，較其他人更勝一籌地趁機言道：「黃帝作寶鼎，象天地人也。」而後又藉一個叫申功的古人之口奉承：「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祖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齊人公孫卿等人一番吹捧和諂媚，使得漢武帝熱血沸騰，既然得寶鼎便可同上古時代的黃帝一樣上泰山封禪，而上泰山封禪又可以得道成仙，這樣的好事怎能錯過？於是，漢武帝下令大臣公卿迅速制定封禪禮儀，以備登泰山之用。
封禪，本來是傳說中遠古的一種禮儀，這種禮儀到底是什麼樣子，到春秋時期的孔子已說不清楚。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曾到泰山封禪，據說因不明禮儀，結果到泰山後遭到暴風雨襲擊，給後人留下了笑柄，而自秦始皇至漢武帝時又過了百餘年，這封禪的禮儀就更難弄清楚。但既然武帝一心想要封禪成仙，齊人公孫卿等人當然不能失去這個難得的討好機會，很快按照古代傳說和自己的想像製作了一套封禪禮儀和禮器。當漢武帝將這套禮儀禮器出示給太史令司馬談、祠官寬舒等人觀看並徵詢他們的意見時，司馬談等眾儒卻依據《尚書》、《周官》、《王制》等古籍留下的線索，固執地認為齊人公孫卿等製作的那一套與古代不同，根本不能啟用。等到漢武帝問，要如何才合乎古禮時，群儒們又人言言殊，無法作出個一致的結論。而齊人公孫卿等人眼看好事行將流產，便攻擊司馬談等群儒只知拘泥經典、不知權衡，於是朝堂之上引爆了一場劇烈的禮儀之爭。就在群儒與公孫卿之間吵吵嚷嚷、相互指責又各不相讓之時，焦燥難耐的漢武帝一氣之下，索性拋開公孫卿與司馬談兩派，於元封元年（西元前一一○年）四月，獨自與侍中奉車子侯等人前往泰山進行封禪大典。
對眾公卿而言，封禪大典是百年不遇的大事，能隨天子登泰山參與封禪大典，是非常難得和榮耀的事情。但武帝無情地拋下了他們，獨自與車子侯之流去了泰山，這對群儒公卿是非常大的打擊。以當時執掌天官事的太史公司馬談而言，不能以自己的身分和職責隨天子登泰山，並記錄這樁大漢開國以來最隆盛的大事，與其說是遺憾，不如說是一種羞辱，使得他無法承受心靈的巨創，一病不起。
就在司馬談滯留河、洛之間，忍受著官宦生涯失意的煎熬，病痛的折磨，行將歸天之際，他的兒子司馬遷恰巧從奉使出征西南夷的前線歸來。絕望中的司馬談感到欣慰的同時，又燃起了生命與靈魂之旅繼續行進的希望之火。病榻上的司馬談，在撒手人寰的最後一刻，悲傷地拉著兒子的手說：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註一〕
〔註一〕出自《史記太史公自序》。
（「我們家的祖先是周王室的太史，虞夏的時候擔任天官一職，曾立下功業揚名於當時，之後就衰落了。這祖宗的事業莫非就要斷送在我們手上了嗎？日後你擔任太史，就能繼承祖宗的事業了。當今天子上接續虞夏商周以來的正統，在泰山封禪，而我雖身為太史，卻不能跟隨前往，這是命啊，這是命啊！我死了以後，你一定要繼任為太史；擔任太史職位，千萬不要忘記我想做而未竟的修史志願。男兒的孝道小則忠事雙親，再者忠事國君，而最大的孝道則是修誠立身，揚名於後世，光耀祖宗。天下人稱誦周公，是因為周公撰述歌頌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德，宣揚周朝的教化，使西周自后稷以來的文化傳統昭示天下。可是周幽王、周厲王以後，王道缺失，禮樂崩壞，孔子修舊起廢，論《詩經》、《書經》，作《春秋》，至今還是學者的典範。自孔子死後至今四百餘年，這期間諸侯紛爭，史書缺失。當今漢朝鼎盛，天下一流，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不可勝數，我身為太史卻沒有記載論述，荒廢天下史文，每念及此，寢食難安，死不瞑目啊！你要牢記我的話，完成我的未竟事業。」）
聽罷父親的遺言，司馬遷淚流滿面地俯身回答道：
「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註二〕
〔註二〕出自《史記太史公自序》。
（「孩兒雖然笨拙，一定不辜負您的期望，完成您老人家的未竟事業，不敢有半點缺失。」）
司馬談的遭遇以及臨終遺囑，令年輕的司馬遷刻骨難忘，並因此產生了繼承祖業的恆心大願。
就在司馬談去世三年之後的元封三年（西元前一○八年），司馬遷繼承父業出任太史令一職。自太初元年（西元前一○四年）參與修訂曆法後，又將主要精力投入到著述之中。出乎意料的是，天漢三年（西元前九八年）春天，司馬遷為李陵敗於匈奴之事辯護，觸怒了漢武帝，被以「誣罔主上」的罪名判處死刑。面對從天而降的大禍，司馬遷經過生命之於「泰山」、「鴻毛」的思索，以接受腐刑為條件而保全了性命。司馬遷儘管遭此奇恥大辱，但繼續完成父親未竟事業的志向沒有改變，往後便將自己的全部才學、卓識和文化良知傾注筆端，終於寫出了飽含血淚、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不朽之作《史記》。
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主旨，以四項史源取材，五種體裁編纂，記載了中國自黃帝以來直到漢武帝時期三千年的歷史文化和民族風情，為後世留下了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民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