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長期擔任朝廷要職，而且皇帝還不斷地把重要職位加封於他，充分體現了乾隆對他的信任。和珅之所以讓皇帝如此放心，一個很重要的優點就是，他雖然貪財，但一向處事謹小慎微，不與人交際，特別是不與人結成政治同盟關係，因為這一點是所有皇帝都非常敏感的。
軍機處是國家的特別部門，能夠保密是成為該處辦公人員的首要條件。為保證國家機密不致外洩，政府還設置了軍機御史機構負責督查軍機處紀律，以防止閒人靠近軍機處。由於這層原因，清代軍機處人員都有一個普遍的特點，那就是處世非常低調，向來不與內外大臣交往。如乾隆年間深受皇帝器重的軍機大臣張廷玉被稱為「門無竿牘，饋禮有過百金者輒卻之。」訥親則是「雖苛刻而門庭峻絕，無有能幹以私者」。另外，汪由敦「凡書牘多為作答」、「饋節不過葛紗而已」。傅恆雖然看上去挺隨和，而且平易近人，「然外吏莫能登其門」。就連普通辦事員軍機章京也是「即在京部院官亦少往還」。
由於軍機大臣權力地位特殊，其往往成為內外大臣爭相結交的對象，因而最容易與內外大臣形成利益上或政治上的同盟關係，威脅到國家政局穩定。
清代對於危害皇權穩定的朋黨問題非常敏感，常常積極地進行嚴密防範，一有苗頭，則嚴厲打擊。早在清朝開國之初，康熙帝就曾這樣表示：「人臣服官，惟當靖共匪懈，一意奉公。如或分門立戶，私植黨與，始而蠹國害政，終必禍及身家。歷觀前代，莫不皆然。在結納植黨者，形跡詭秘，人亦難於指摘。然背公營私，人必知之。凡論人議事之間，必以異同為是非，愛憎為毀譽，公論難容，國法難宥。百爾臣工，理宜痛戒」。
康熙時期的朋黨問題非常嚴重，主要起因為太子之爭。而且此事越鬧越大，日益威脅到朝廷的政治穩定。所以，雍正帝於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發佈了《御製朋黨論》，目的就是為了限制朋黨的發展，其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為人臣者，義當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則其情固結不可解，而能與君同好惡，夫是之謂一心一德而上下交」。其中強調了臣節，並將其作為評定優劣的最高標準。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雍正帝對封疆大吏的看法是：「有猷、有為、有守，三者並重。但恃其操守頗廉，以為可以博取名譽而悠悠忽忽，於地方事務不能整飭經理，苟且塞責，姑息養奸，此等之人，貽害甚大……但潔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較操守平常之人為更甚」。這樣以來，「操守頗廉」的查弼納、楊名時、張楷、魏廷珍等人受到指責；而敢於迎合皇上的李衛、朱綱之流則被雍正看做心腸好、實心任事的「大能人」，這就有點兒矯枉過正了。
乾隆帝即位之初，軍機大臣、雍正朝遺臣張廷玉被趕出軍機處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長期擔任軍機大臣，犯了驕橫的毛病，而逐漸與外臣結交。還有長期擔任軍機大臣、一度擔任軍機處漢人首席軍機大臣的于敏中，乾隆對他也多有怨言，其原因就是他「作為軍機大臣已久，頗接外吏，通聲氣」；不僅如此，他為了獲得世襲爵位，竟然頻頻向內廷太監打探消息，這其實犯了官場大忌，讓頗為看重權力的乾隆深惡痛絕。
和珅操縱朝中大權二十多年，因擁有空前的權勢和皇帝的專寵，所以有各級不少官員巴結他。他貪財好物是出了名的，但他與官員的接觸僅限於聚斂財富的目的，對結黨營私這根高壓線向來很敏感。因為他知道這是皇帝的一大禁忌，所以決不輕易與同僚結交，尤其是在擔任首席軍機大臣時更是如此。
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年），皇帝給和珅列出了二十大罪狀，件件都可致其於死地，但其中卻沒有結黨營私一說。嘉慶帝還曾就此問題專門詢問過曾任軍機章京的直隸布政使吳熊光：「人言和珅有異志，有諸？」吳熊光立刻斷然否認：「凡懷不軌者，必收人心，和則滿、漢幾無歸附者，即使中懷不軌，誰肯從之？」這也說明，和珅在得意時身邊的確圍繞著很多巴結他的人，但是他確實沒有政治上的利益同盟，只是一個一心撈錢的官吏而已。
和珅政治敏感性強，一向不與內外大臣結盟，總是埋頭弄權，一心撈錢，所以在官場上給人留下「貪財、刻薄、跋扈」的壞印象。不過這一點在皇帝眼裡卻是難得的政治優點。因為其沒有「異志」，自然也是皇帝最放心的了。所以把一切權力交給和珅去打理，皇帝自己也落得逍遙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