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車遊橫貫公路的光彩，對我的貧窮沒有裨益，那時候還不流行付給演講費、撰稿費。台灣公路局認為我既是局長的貴賓，地位崇高，豈可以現金論價，所以並未支付分文，真是連煮字療饑的機會都沒有。這時，報社命幾位編輯分別撰寫專欄，專欄的稿費雖然很低，但不無少補，且很少拖欠。我就把分到的專欄定名為「倚夢閒話」，每天寫一千餘字。這不是十分體面的開始，但是卻把我悄悄的帶進另一個新的寫作廣場。
最早寫雜文的目的，顯而易見，不過只為了免於饑寒，並沒有什麼崇高的理念，向專制暴政挑戰，所以最初只談一些女人、婚姻之類的話題。可是，到了後來，每天在報社裡聽到記者們採訪回來，尤其是採訪警察局回來，常帶一些使人髮指的社會新聞，而報社礙於人情或畏懼後果，往往不敢發表，我就忍不住在專欄裡，提出抨擊。有一次，一家主人指控他的女傭偷了錢，刑警隊就把那女孩帶回警察局，雙臂張開作「大」字狀，銬在欄桿上，這是一種連軍閥時代都不會發生的暴行（即令是帝王時代，為了防止強暴或戲弄，女囚犯不戴枷、不反綁）。又如紅極一時的名鴇何秀子女士，被警察逼得走投無路，舉行記者招待會，控訴警察索賄。而警察局第一個反應就是：一個老鴇怎麼有資格舉行記者招待會？而我的第一個反應則是：老鴇跟總統一樣，有資格舉行記者招待會。
社會的黑暗，反映這個社會的品質，傳統社會最大的特點是：不把人當人，尤其不把女人當人。我見到這一類的惡行，多半來自警方，這使警察先生在我的雜文中，佔了一個非常突出的地位。當時全島所有的警察局和派出所牆上，都有九個字的斗大標語：「作之師，作之君，作之親。」這簡直是只有發高燒的人才想出來的荒謬念頭，一個警察居然自命是人民的教師，已夠自大，還要當人民的君王，我認為其心可憎，最後還要當人民的爸爸，就更不可寬恕。所以我給警察先生取了一個綽號，叫「三作牌」，引起很大的迴響，以致後來記者寫稿寫到警察時，往往用「三作牌」來代替。這個綽號造成兩個後果，第一是在提出這個綽號後一年半左右，警察局牆上的標語全部塗消，第二是全體警察的怒火，集中在我一個人身上。這就是十年後我被捕時，政府組織了三人專案小組負責偵訊，警務處也指派代表的原因。
雜文富於社會批判功能，像一把匕首或一條鞭子，它雖不是魯迅先生所創的文體，但卻是由他發揚光大，它更是對抗暴政的利器，因為它每一次出擊，都直接擊中要害。在那個威權至上而肅殺之氣很重的年代，文化像一片沙漠，社會如一潭死水。國民黨蔣家王朝戰敗之餘，撤退到台灣，滿身傷痛，後來在美國強大武力的保護下，才休養喘息過來。然而由於對共產黨深懷恐懼，所以把共產黨視為天神，認為它既無所不在，又無所不能。同時，國民黨也發現，有個像共產黨這樣的敵人真好，對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文化人，只要把共產黨帽子往他頭上一扣，就可以名正言順的立即剷除。這套手法我並不是不瞭解，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一遇到不公義的事，就像聽到號角的戰馬，忍不住奮蹄長嘶。
雜文固然是打擊專制暴政的利器，但也是一種兩頭尖的利器，會同時傷害到自己。我心想：幸好當時有一個《自由中國》作第一道防線。然而，一九六○年的某一天，蔣經國和他的家人去碧潭游泳，從他溫暖的笑容上，可看出他心情的愉快，似乎天下一切平安無事，就像他的笑臉一樣浮漾著和煦。然而，如今回想起來，當初史達林先生下令逮捕托洛斯基元帥時，他也去黑海游泳，露出同樣笑容，那是滿意自己成就的笑容。因為就在當天，蔣經國下令逮捕雷震和傅正。雷震被捕時，還交代他的助理要繼續出版《自由中國》；他實在應該知道蔣經國逮捕他的目的，正是不允許他繼續出版《自由中國》。
逮捕雷震，查封《自由中國》，是五○年代一件大事，而比這個更大的事，像軟禁孫立人將軍，以及肅清孫將軍在軍中的勢力，都沒有引起反彈，因為那都是在秘密之下進行。國民黨特務認為對付像雷震這樣手上沒有任何兵器的人物，根本不需要秘密進行，所以毫不避諱。當時和雷震、聶華苓非常接近的作家群中，公孫嬿和他們最為親密。可是，雷震被捕後，公孫嬿立刻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一篇長文，對雷震痛加斥責。一時間，討伐雷震和《自由中國》的聲音，充斥所有報章雜誌。
《自由中國》這道牆崩塌之後，我的咽喉完全暴露在情治單位的利劍之下，當時我聽到的第一個訊息，就是出自同事口中的警告：
「警備司令部的人說，柏楊以後該乖了吧！」
偏偏，我不但沒有變乖，反而從內心激發出一種使命感，覺得應該接下《自由中國》交出來的棒子。這種信念，在我的雜文中，不斷出現。在氣氛一天比一天肅殺的那段日子裡，讀者把它十分看重。
那些年，很多事情使我如魚刺在喉，不吐不快。靠著膽大包天和一時的運氣，發揮了聾子不怕雷的精神，不斷寫下去。為了減少阻力，我用最不嚴肅的方式，討論最嚴肅的問題，幽默最容易凝聚讀者群，也最容易引發更多人關注我們社會的病態。
漸漸的，我走出了最初以女人和婚姻等風花雪月的題材，走進眼睛看得到的社會和政治的底部，最後，再走進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所看到的和感覺到的，使我震撼，我把它譬作「醬缸」，但一開始並沒有想到，這個醬缸竟有那麼大的腐蝕力。
有一年，台北警察局在召開了無數次的會議以後，決定自某月某日開始，禁止隨地吐痰，對違犯的人處以罰款。市民都歡呼這是一個新的時代到來時，蔣中正卻突然下令阻止，他說：要以德服人，只可以勸告，不可以罰錢。結果一個可以改變人民氣質、提高環境衛生水準的機會，就告破滅，大家空歡喜一場。而當時的報紙和電台卻異口同聲跟著宣傳：德治比法治好，因為動不動就罰錢，只會招來民怨。中國不能夠革新進步，第一因就在於這種「德治比法治好」的醬缸產物。
阻撓傳統文化革新的兩項措施，全由蔣中正主導。一是中國駐印度第一任大使羅家倫先生，曾大力提倡簡體字，並寫了一個小冊子，用蔣中正的一句話作為書名：「這樣的文字，非簡化不可。」結果這句話不過使羅家倫免於被捕，文化界大小打手，紛紛指控：凡是主張簡體字的人，都是「與共匪隔海唱和」之輩。那個時代，一旦被這七個字咬上一口，非死即傷，我曾為此寫過一篇短篇小說＜魔匪＞，因而也被再一次烙上印記。
二是，中文橫寫時，應該從左到右，或從右到左的純文化問題，警備司令部也磨刀霍霍。中文橫寫，天經地義的，應該從左到右，因為漢文單字，就是從左到右寫的，從來沒有人從右到左。當漢字堆積成文章時，當然也應該從左向右。如果從右到左，不但無法控制字與字間的距離，而且，手腕也會把你右邊寫的字，擦成一團。不幸的是，共產黨在大陸不但實行簡體字，還從左到右橫排，於是，凡是主張從左到右橫排的人，都是共產黨的同路人。
我終於發現政治上改革之所以困難，全由於文化上的惡質發酵。因此我不斷呼喊，企圖使醬缸稀釋，才能解除中國人心靈上滯塞的困頓之情。後來，我才知道，我這份盼望社會進步的沉重心態，正是把我自己綁赴刑場的鐵鍊。
十年雜文期間，除了在《自立晚報》「倚夢閒話」專欄外，稍後也在《公論報》闢「西窗隨筆」專欄。這兩個專欄的內容和形式一模一樣，雖然這兩份報紙的發行量不大，但在白色恐怖時代，影響卻立竿見影。
除了執筆為文外，我還被邀到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兼任教授，教「文學概論」，使我不得不閱讀一些文學理論方面的書籍。當時我已經出版了十本小說，卻直到教文學概論的時候，才知道什麼是小說，和小說應該怎麼寫。但我也發現，理論對創作並沒有太大幫助，而只對欣賞有幫助。這時我對雜文的運用，已較熟練，漸漸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文體。當然也受到過挫折，例如，我用第一人稱的時候，除了「我」以外，還不時的自稱「柏楊先生」和「柏楊先生暨夫人」，以及「我老人家」等等。有一次，編輯會議上，有位記者廖素雯女士要求報社用行政力量，制止這種不倫不類、自高自大的寫法。
十年雜文，是我有生以來，從沒有過的、這麼長期的安定日子，因為倪明華和我逐漸建立起一個平靜的家。婚後第二年，明華生了一個女孩，命名佳佳。在這之前，所有的孩子早和我疏遠，現在女兒成了我唯一的親情慰藉，從她呱呱墜地那一天起，每一聲哭啼，都牽動我的心肝。從她身上，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小女孩，還看到另外兩個女兒，和兩個兒子，這些是終生無法挽回的椎心之痛，也是任何一個婚變後，不能撫養子女、身為父母的哀情。作父母的可以暫時忘記兒女，但不能永遠忘記；不能無時無刻的思念兒女，但會終生不斷思念。只有一個方法可以使自己獲得小小的平安，那就是把對所有孩子的愛，全部傾瀉到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現有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