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7月2日，在愛達荷州的新居里，他終於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套房子周圍風光宜人，上可觀群峰幽谷，下可覽潺潺河溪，山澗對面更是他諸多亡友的安息之所。然而我料想，即便他還活著，這些也已毫無意義了。
我是在古巴收到噩耗的。這頗有些諷刺意味——自從與海明威共度過一段時光之後，我已有十九年未曾回古巴。更諷刺的是，1961年7月2日是我四十九歲生日。那一天，我與一個油頭粉面的小個子男人混在一起，穿梭於油膩骯髒的小酒館之間，之後依然跟隨那個男人，徹夜驅車奔波。他把車子開到了三百五十公里外的荒郊野外，就連從聖克拉拉駛向雷梅迪奧斯的裝甲列車都被我們遠遠拋到了身後。接下來的一天一夜，直到與那個小個子談完生意，我一直都待在甘蔗園和棕櫚林間。在去往聖克拉拉的佩拉酒店小酌一杯的路上，我始終都沒聽廣播。那家店裡的收音機播放著悲戚的、近乎哀樂的旋律，可我卻並不以為然，也沒跟任何人交談。直到當天傍晚我返回哈瓦那，從那家鄰近原美國使館(就在幾個月前，也就是1961年1月，卡斯特羅驅逐了美國外交官)的酒店退房時，才終於得知了海明威的死訊。
「先生，您聽說了嗎？」七十歲高齡的酒店侍者一面準備幫我把行李搬到路邊，一邊問道。
「聽說什麼？」我有些疑惑。在老頭兒眼裡，我只是一個來自哥倫比亞的生意人。如果他有什麼消息要告訴我，那一定是糟糕透頂的消息。
「那位作家死了。」老頭兒長滿青灰色胡茬的瘦削麵頰顫抖著。
「哪位作家？」我看了看手錶。晚上八點我還要趕飛機。
「老爹。」老侍者答道。
還未及放下戴著手錶的胳膊，我便被這噩耗驚呆了。在那一瞬間，我發覺自己已經很難繼續注視手錶指針。「你是說海明威嗎？」我問道。
「對。」說完這個字，他不住地點著頭。
「他是怎麼死的？」
「中槍而死。」老侍者說道，「他頭部中槍，是他自己扣動的扳機。」
是啊，我心想，他當然要自我了斷了。「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兩天之前。」說完，老頭兒深深地嘆了口氣，一股朗姆酒的味道撲面而來。「在美國。」他補充道，彷彿這足以解釋一切。
「Sic transit hijo de puta.」我用西班牙語默默說道。若是翻譯得文雅一點，這句話大概可以被理解為「這個狗娘養的」。
老侍者點頭的動作突然停止，瘦骨嶙峋的脖子支棱著腦袋，彷彿被人抽了一巴掌。他那雙溫順謙恭、時常顯得不太機靈的眼睛猛然間閃出近乎憤恨的怒火。他把我的行李丟在大廳地板上，騰出雙手，似乎要跟我打一架。這時我才意識到，他或許也是海明威的舊相識。
我伸出右手，掌心向外：「別誤會，那句話是海明威自己說的，是他在大革命期間巴蒂斯塔 被推翻時所說的。」
老侍者點點頭，但他的眼神里依然透著憤怒。我掏出兩比索遞給他，然後把所有行李都丟在門口，徑直走出了酒店大門。
我的第一反應是找到那輛我一直使用的汽車——它被我丟在哈瓦那老城外的一條街道旁——駕駛它趕去僅十二英里 外的瞭望山莊 。但我意識到這並不是一個好主意。我必須儘快趕到機場，離開這個國家，而不是像個遊客一樣到處閑逛。更何況，山莊已被革命軍政府沒收充公，現在正有士兵把守。
我感到疑惑。那裡有什麼可把守的？他那數千冊無法帶出古巴的書？他那幾十隻貓？他的步槍、霰彈槍和狩獵紀念品？還是他的小船？我很想知道「比拉」號到哪裡去了。它是依然在柯西瑪靜靜停泊，還是已經被政府強征了？
總之我知道，從今年開始，由孤兒和乞丐們組成的軍隊一直在瞭望山莊進行封閉訓練。從哈瓦那方面傳來的命令是，這些由窮人組成的民兵部隊不被允許進入山莊建築內部。所以，士兵們只能在網球場旁邊安營紮寨。然而他們的長官卻睡在客房之中——他睡的十有八九就是我們在那座房子外面經營「騙子工廠」時，我所睡過的床鋪吧。在我手提箱的裝飾襯層里藏著一張膠片，上面清晰地顯示著，在海明威莊園旁邊山巔的斯坦哈茨公館露台上，菲德爾·卡斯特羅已經布置了一處防空陣地。陣地里有十六門蘇制一百毫米口徑高射炮，用以應付針對哈瓦那的空中襲擊。陣地上駐紮著八十七名古巴炮手和六名蘇聯顧問。
不，我不能去瞭望山莊，至少不能在這個炎熱的夏夜去。
我沿著主教大街走過十一個街區，來到小佛羅里達酒吧。革命爆發僅僅一年半，大街小巷似乎變得空曠了不少，與我記憶中20世紀40年代初街頭的車水馬龍大相徑庭。從街對面一家酒館裡走出四名蘇聯軍官。他們大聲唱著歌，顯然已經醉了。主教大街上的古巴人——無論身穿白襯衫的小夥子，還是套著短裙的漂亮姑娘——都把臉扭到一邊，彷彿蘇聯人在當街小便。就連街邊的妓女都對他們敬而遠之。
小佛羅里達酒吧也被收歸國有了，這一點我是知道的。不過，在這個星期二的傍晚，它卻開門營業了。我聽說，該店自50年代起便配備了空調設施。不過，不知是我的消息來源有誤，還是在革命之後用空調降溫的成本太高，今晚所有百葉窗都打開了。酒吧面朝街道，大敞著門，一如當年海明威和我在此推杯換盞時的樣子。
當然，我並沒有進店。我壓低帽檐裝作望向別處，只有在確認自己的臉被陰影遮蔽時才往店裡瞟了一眼。
海明威最愛坐的高腳凳位於左邊盡頭處，靠牆立著，並沒有人坐。這並不令人驚訝。酒吧現在的所有者——古巴政府——已經發布命令，禁止任何人坐到那裡。他們把它塑成了一處聖壇。高腳凳上方的牆上，有一尊作家半身像，看上去憂鬱、荒謬、不可名狀。我聽說，那是海明威憑藉那則愚蠢的垂釣故事 奪得諾貝爾獎之後，他的朋友們為了討好他而贈送的禮品。酒吧里的酒保——不是我熟識的康斯坦特·里瓦拉瓜，而是一位年紀稍輕、戴著黑框眼鏡的中年人——正擦拭著海明威座前的吧台，彷彿在等待著作家隨時從「對岸」回來。
我轉回頭，準備回到位於狹窄的歐萊麗大街上的酒店。「天哪！」我一面擦去帽帶下的汗水，一面低語道。我曾經在馬克思主義革命取得成功的天主教國家見識過這種手段。雖然虔誠的基督徒都被逐出教堂，但人們還是需要膜拜對象的。海明威成了哈瓦那城的守護者。我不禁一笑，快步穿過街道，以免被一隊由蘇聯司機駕駛的軍用卡車撞倒。
「La tenía cogida la baja...」我嘟囔著。那句哈瓦那市井俚語怎麼說的來著？你要了解這座城市的「弱點」——透過現象看本質。
當晚，我便乘飛機離開了哈瓦那。與海明威辭世的細節相比，我更關注自己對雷梅迪奧斯以南偽裝營區的探訪有何意義。但是，在接下來的數周、數月乃至數年裡，有關這位隱士之死的細節，卻成了我揮之不去的夢魘。
最初來自美聯社的報道稱，海明威是在擦槍時走了火而意外身亡的。我一眼就看出這都是胡扯。海明威自從兒時起便自己擦拭步槍和霰彈槍了，從來都沒犯過這樣的錯。但正如不久後新聞報道中所確認的，他把自己的腦袋崩了個稀巴爛。他到底是怎麼做的？現場情況如何？我還記得我和海明威在瞭望山莊唯一的一次互毆，或許那就是他自殺時的樣子吧——當時，海明威把他那支點二五六口徑曼利夏爾步槍的槍托抵在客廳粗糙的地毯上，用槍口對準嘴巴，沖我喊道：「喬，瞄準嘴裡，上頜是頭骨最脆弱的部分。」說完，他就用大腳趾扣動了扳機。撞針發出一聲脆響。他仰起腦袋，微笑著，彷彿在等著我認可他的結論。
「這真是太他媽的愚蠢了。」我當時說道。
海明威把他的曼利夏爾步槍撐在那把醜陋的雕花椅子旁邊，赤著腳踮起腳尖，掰著手指說：「喬，你說什麼？」
「這真是太他媽的愚蠢了！」我重複了一遍，「就算你覺得這不蠢，把『槍管』塞進嘴裡這種事兒也只有變態才會去干。」
是的，我用了「變態」這個詞，「男妓」或者「男同性戀」都太「溫柔」了。於是，我倆來到屋外的游泳池邊，大打出手。文明拳擊的規則已被拋到腦後，拳頭和牙齒都成了我們的武器。
其實，1961年7月的那一天，海明威原本不必在愛達荷州的家中吞槍的。幾天之後，他最後一任妻子關於他意外身亡的報告出爐，事情變得明晰起來。他是用一支霰彈槍自殺的。那是一支雙管12號霰彈槍，不過後期一些報告對此存在異議。海明威的弟弟萊徹斯特後來曾寫道，他的兄長自盡時用的是一支裝著銀色槍管的理查森牌12號霰彈槍。而第一位給海明威寫傳的作者則聲稱那是一支博斯牌雙管12號霰彈槍，是海明威最愛的獵鴿利器。那支槍管銀光燦燦的理查森牌霰彈槍很是漂亮，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