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星期三，傑克遜遠在國家的另一頭被殺害18天以後，阿提卡監獄的一名警衛在犯人運動場上制止一場毆鬥中被一個犯人打了一拳。當晚，兩名鬥毆的犯人被關進了「包廂」。其他犯人說，他兩人被拖走時受到了侮辱。一名波多黎各犯人朝一名看守砸去一隻玻璃杯，劃破了看守的臉。次日早晨爆發了騷亂。確切地說，究竟是什麼引起騷亂，已弄不清楚。一種說法是，一夥幹活的人拒絕聽看守的棍棒指揮，不肯排隊。另一種說法把責任歸之於看守，說他們為了對頭一天的事報復，武斷地取消了犯人的體操時間。第三種說法則是，「理查德兄弟」帶了五名去吃早飯的犯人一路橫衝直撞，放出了正在金工車間幹活的布萊登。
不管事情是怎麼鬧起來的，其後果實在驚人。值勤看守不到一百人，寡不敵眾，許多人被捉住。監獄學校、禮拜堂和機器廠，被縱火焚燒。這些房屋化為灰燼的時候，犯人的襲擊隊就衝出了四個長方形囚室區中的B、C和D三個區的走廊、大門和狹窄的過道。據懷俄明縣副執法官說，犯人們拿著管子當武器，這些東西是他們藏在食堂托盤裡的麵包下面的。這種說法不一定可信。不等騷亂結束，阿提卡監獄當局早已威信掃地。但是，即使犯人在開始時沒有武器，他們還是很快武裝了自己。他們有些人使用從車間搶來的砂輪，有些犯人馬上用剪刀刃和掃帚把做成了投槍。另一些犯人做了棍棒和刀子，在監獄看守救火時，他們就用來扎破消防水龍。看守使用催淚彈，重新控制了C區和B區的一部分，但是犯人們堅守著其餘部分，把門全鎖上，甚至用工廠的設備把一些門給焊死。
暴動發生後四小時，各條戰線便穩定下來，在以後的四天中基本上沒有變化。D區離管理大樓最遠，離車間最近，是布萊登和克拉克指揮暴動的主要據點。他們共有1280人，頭戴橄欖球員的防護帽或裹著穆斯林纏頭巾，分散在D區院里臨時搭起的許多帳篷里。院子的一端有一張粗糙的工作台，就是暴動的中心。暴動書記處——人民中央委員會，一直在這裡開會，確定各種工作安排，決定防禦措施，甚至把不聽指揮的犯人關進「人民監獄」。犯人和紐約州當局，就在那工作台處或是在A區的走廊里稱做非軍事區的無人地帶進行聯繫，開會談判。特別引人注目的是，監獄的地理中心「時報廣場」，這裡是通往四個囚室區的各條通道的匯合點。暴動者控制著這個地點。他們是從一個28歲的看守手裡奪過來的，此人名叫威廉·奎恩，他用警棍同暴動分子搏鬥，直到頭骨兩處被打得破碎才被制服。後來有些看守發誓說親眼看見奎恩被從一條高處的過道上給野蠻地扔下來。無疑他是傷得很重的。克拉克看到這個失去知覺的看守耳朵里淌血，就命令把他通過非軍事區，送給管理當局。奎恩的情況雙方都十分關注，他要是死了，每個參加暴亂的囚犯都有可能因謀殺罪受審。
正午前後，州警察局亨利·威廉斯上尉集合了250名帶有防暴裝備的警察，告訴他們說，「如果對方有人被打死，那也是不得不如此；你們誰的廢話也別聽。不要丟掉武器，也不要丟掉夥伴。」這番話很強硬，但一個事實卻使它大失分量，那就是輕率的行動可能會使他們損失39名伙伴——那些看守已被暴動分子抓住當做人質。這些被俘的看守給穿上了囚衣，蒙著眼睛，捆綁在D區。一個犯人用話筒警告說，如果警察發起進攻，首先遭殃的將是人質。任何一個負責人，甚至監獄長曼庫西，都不大願意說那是嚇唬人的話。
對處理這個局勢負有法律責任的人，是奧斯瓦德專員，下午2點乘飛機來到。他不顧曼庫西的勸告，決定和赫爾曼·施瓦茨一起進入D區和暴動分子當面談判，施瓦茨是暴動分子的領袖所信任的一位布法羅大學的法律教授。他打算告訴暴動分子，在釋放人質以前，他不能同他們討論他們的要求，這是司法當局不能違背的規定。他也的確提出了釋放人質的要求，但是也傾聽了布萊登口述了15項要求。暴動分子的要求包括「在不受威脅的情況下」舉行政治集會；容許穆斯林的「宗教自由」；停止郵件檢查；同任何人通信的權利；要有正規的控訴手續；增加娛樂，減少待在牢房裡的時間；增設體育活動場所；要有專職醫生；學校要辦得好一些；多給水果，少給豬肉；撤換獄長沃登·曼庫西；成立一個局外人委員會，以「監察」在造反期間監獄當局的作為；由聯邦法院發布禁令，禁止對犯人在造反期間的行為進行「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報復」。最後布萊登又補充說，至少有一部分犯人堅持把他們「迅速而安全地由監獄轉送到一個非帝國主義國家裡去」。他說：「我們是人，不是畜生，我們不打算任人鞭打或驅使。這裡發生的事情，只不過是被壓迫的人們的憤怒的先聲而已。」
奧斯瓦德進入D區的勇氣實在不小。就在他和暴動領袖的書記處對坐時，某些暴動領袖就建議把他也留作人質。站在牆頭的紐約州警察狙擊手，雖然逐個瞄準了奧斯瓦德周圍的犯人，但要是真動起手來，他能逃生的機會也是很小的。他此行是否明智則又當別論。既然聽完了他們的意見，並且承認其中有許多是合理的，自然也就幾乎無法抗拒他們要舉行談判的壓力。他向壓力讓了步。為了表明他的誠意，他同意任命一個監察委員會，並派施瓦茨去找正在參加佛蒙特州司法會議的聯邦法官約翰·柯廷，請求他發出那份禁令。奧斯瓦德還幹了一件使曼庫西和他的部下極為惱火的事，他簽署了「不對參與1971年9月9日行動的犯人進行行政上報復」的保證。暴動分子把這理解為寬大處理的保證。州長辦公室迅速指出，免罪是根本不可能的，專員無此權力。但誤解的種子已經種下，肯定會結出仇恨之果。
當天晚上，奧斯瓦德回到了被探照燈光照得通明，而又為犯人的營火照得更亮的監獄大院。他帶來了一批記者——這也是對暴動者要求的讓步。大部分時間花在監察委員會的人選上。犯人們提出的人選有威廉·孔斯特勒、休伊·牛頓、博比·西爾、州參議員約翰·鄧恩、寫過對喬治·傑克遜同情報道的《紐約時報》記者湯姆·威克、第一個當選國會議員的波多黎各人赫爾曼·巴迪洛和發行曼哈頓《阿姆斯特丹新聞》的黑人克拉倫斯·瓊斯。後來，洛克菲勒又增加了一些他自己挑選的人：他的秘書、一位學監、一位退休將軍和幾位立法委員和刑罰學家。一時監察委員達到30人。人數過多，無法執行任務；思想不一致，更削弱了這個委員會。
施瓦茨帶回了柯廷法官簽署的禁令，這是一名殺害警察的白人犯人、布魯克林的傑羅姆·羅森堡起草的。但是暴動者這時認為它不充分，拒絕接受。監察工作一開始就吵吵嚷嚷很不順利。威克、瓊斯和全國法律協助和辯護者協會的朱利安·泰珀三人去同懷俄明縣地方檢察官劉易斯·詹姆斯共進早餐，但從他那裡他們僅僅只能弄到一份不對犯人進行「不加區別的集體起訴」的書面保證，這種保證看來是不大可能消除那個焦急不安的犯人書記處的恐懼心理的。另一項不牢靠的協議於星期六凌晨4點鐘，暴動的第二個24小時接近結束時，也被撕毀了，當時記者團被阻於監獄門外。警察對記者越來越敵視，這是一個不祥徵兆，往往預示著警察將要採取不讓局外人看到的行動。
然而，那天早晨奧斯瓦德還是樂觀的。犯人的要求增加到了30項，但他已同意了28項，其餘兩項，一是完全赦免問題，他說這是「不能談判的」，一是撤換曼庫西。就在他表示有信心能夠解決這些問題時，新的發展使和平解決暴動的希望大為縮小。奎恩死了，於是排除了對暴動領袖實行寬大的任何可能。接著，博比·西爾來到。他進入監獄以前，對站在牆外向他歡呼的50名激進派的示威者說：「如果那些看守出了什麼事，紐約州及其州長就應被控謀殺。」接著，他的隨從散發了一份黑豹黨中央委員會的聲明，聲明說：「被叫做『人質』的監獄看守，實際上是由1280名犯人逮捕的，他們由於慣常遭受折磨人的、殘忍和非人的待遇，完全有理由這樣來為自己申訴……為了開始談判犯人……的要求，保證赦免是必要的第一步。根據黑豹黨的分析，這是被拘留的看守能夠得到保釋的惟一辦法。」
西爾對解決這場危機顯然不感興趣。他在監獄裡對犯人說，他們同奧斯瓦德打交道一定要自己拿主意。犯人們激動地表示信任他，請求他提供建議。西爾回答說，在未得到休伊·牛頓的同意前，他不能提任何意見。他參加了一會兒監察委員會的會議以後，就離開了，告訴記者說，他們的問題和武裝的州警使他很不愉快。孔斯特勒火上加油，採取了一個極不負責的行動，他對暴動書記處說：「第三世界國家的代表就在街對面等著你們。」他指的可能是那50名示威者，但他沒有解釋，弄得那些犯人以為可望取得徹底勝利，因而無意再同奧斯瓦德討價還價。
星期日雙方都進行了動員。整個下午，成卡車地運來國民警衛隊，粗大的消防水龍、成箱的瓦斯罐和防毒面罩。監察委員會發表聲明警告說，他們「現在深信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