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艾奇遜吹捧杜魯門的一句話。源出於莎士比亞的《亨利第五》。哈里是英王的名字亨利的昵稱。莎士比亞說他在困難時樂觀而堅定，使其僕從深受鼓舞。其卓越之處，「他的拙筆」僅能描述其在「黑夜裡……的一點英雄形象」。杜魯門名字也是哈里，故艾奇遜引用此語吹捧杜魯門。——譯者世界領導的大旗從垂死的英帝國轉移到美國，其時間、地點，我們是有可能考定的。1947年2月21日，星期五傍午，英國駐華盛頓大使英弗查佩爾勛爵給國務院去電話，說有急事要和剛接替貝爾納斯任國務卿的喬治·馬歇爾會晤。大使說他奉命要遞交白宮「一張藍紙」。按外交的習慣用語，那是指正式的重要函電。迪安·艾奇遜說馬歇爾已離開國務院去參加普林斯頓大學成立200周年紀念並發表講話。能不能等到星期一呢·
確實不行，英弗查佩爾回答說。他準備請他的一等秘書H·M·西奇爾立即把文件送來。這裡就引起一個對等接待問題。艾奇遜是個副國務卿，接見一位一等秘書就會有失外交禮節。要找個級別較低的人才行。因此，他指派遠東和非洲司司長洛伊·亨德森做代表。於是，這兩個級別不高的外交官就在當天傍晚在行政大樓內一間陰沉的辦公室會面，從此開始了世界領導權西移的第一步。
西奇爾事實上帶來兩份文件。按照艾奇遜後來的回憶，兩份東西都是「驚人」的。希臘局勢混亂，艾奇遜是知道的。據報共產黨已準備接管政府，謠傳說英軍在撤出，亨德森還曾打過一份題為《危機與迅即崩潰的可能》的報告，提出為了要挽救希臘，惟一辦法是由美國對那裡的聯合政府提供大規模援助。但在此之前，還沒什麼跡象表明希臘窮途絕路的程度。現在艾奇遜看到的這個文件說，希臘需要2億以上的美元，作為應急的第一筆援款，否則就只得向野蠻的俄國侵略屈服。第二份文件說，土耳其亦處於困境。他們力量稍強一些，但要是得不到援助，也是會被征服的。英國已是無能為力了。反納粹鬥爭進行了六年，把英國弄到筋疲力盡，財源枯竭。實際上，他們也亟需美元救急。不久之後，英弗查佩爾勛爵就將再次來找美國人親自求援。
杜魯門了解這情況後，不由得吃了一驚。他沒想到形勢這樣惡劣。當然，丘吉爾已經警告過他，歐洲已成為「瓦礫場、骸骨堂、時疫與仇恨滋生的淵藪」，但人們多認為，這不過是丘吉爾聳人聽聞的說法而已。對於歐洲的困境，報界不是置若罔聞，就是輕描淡寫。《時代》周刊向來以善於發現談話尖銳的旁觀者見稱，曾引用過一位捷克游擊隊員的遺孀(沒登姓名)的話說：「我們需要不多，但卻很急迫。」這種話華盛頓聽來覺得有道理，因為他們認為歐洲大陸也和美國一樣，經過短時期的混亂和調整，就會重建和平時期的經濟。戰勝日本後那一周，總統曾對同盟國提出延長租借法的請求進行研究，但沒有同意。他說，按租借法提供的400億元應已足夠。租借法必須儘快結束。他堅決反對美國在1945年9月勝利以後繼續充當全世界的施主。
戴高樂對此曾提出抗議，蔣介石也反對，而丘吉爾則大聲叫嚷：「我不能相信這就是美國的最終決定。我不能相信這麼一個偉大的國家會這樣簡單生硬地處理問題。」事實上美國也沒有這樣做，只不過是放棄了一種方式，而代之以他種方式而已，其中主要的就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但是，儘管花了110億元在信貸和贈款上，低地國家、法國、義大利、西德和巴爾幹半島諸國還是窮困異常，物資奇缺。戰後兩年，辦事有條不紊的柏林人都在冰天雪地到來之前，在秋天就掘好數以千計的墳墓，準備埋葬那些看來再也看不到另一個春天的鄰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送給希臘的物資，只夠把雅典市鏽蝕的水管和水泵換上新的，解決被破壞了的全市供水系統。納粹暴虐是被打垮了，但接踵而來的不是自由，而是飢餓和混亂。從愛琴海到北海，莫不如此。經過德國人的掠奪、炸彈的轟擊和抵抗運動戰士們的破壞，工廠陰冷凄涼，寂然無煙。反正什麼原料都沒有，就算出現奇蹟，有了原料，鐵路網也七零八落，沒法運到工廠。看來政治領導權就要轉到蘇聯手中了：即使不為別的，而僅僅是因為沒有別的出路的緣故。
國務院了解到需要進行規模巨大的救援，初時還指望英國和她的龐大帝國來負責提供。1946年7月，杜魯門簽署了一個法案，授權向英王政府提供37.5億為期50年的貸款。他以為這樣美國就可解脫對歐洲承擔的義務。但現在錢已花完，卻沒有什麼成效可言。倫敦約有1.7萬家房子，佔全城的1/4，還是斷壁頹垣。臨時搞了1萬間尼森式活動房子以應燃眉之急，但粥少僧多，只能滿足一小部分的需要。當美國婦女們爭論採用不採用新式樣時，她們的英國姊妹們每年卻只能配給一件長衣，四英兩毛線，兩碼衣料，1/3條襯裙，1/4套衣服，1/5件睡衣。勝利除了使美國這個偉大盟邦得以倖存而外，並沒有帶來其他什麼。
但是能否生存下去還是個問題，因為1947年1月開始的嚴冬就威脅著英國。連續兩個月內，溫度一直是在零度以下，暴風帶來層層積雪，其量空前，使英國陷於癱瘓。農業生產下降，低於19世紀水平；工業生產停頓，電力只在每天上午供應幾個小時。失業人數增至六百萬以上，配給供應比戰時還要緊縮。當西奇爾帶著兩份文件(一份關於希臘問題，另一份關於土耳其問題)，在嚴寒的星期五乘車到賓夕法尼亞大道時，白宮還預言「在未來的一年裡，情況還可能更糟」。倫敦《泰晤士報》把這一預言說成是「英國政府發表的文件中，這是最令人不安的聲明」。總統請赫伯特·胡佛周遊24國，他回來以後彙報說：各國人民，特別是戰爭期間漂泊無依的兒童們，都已瀕於飢餓邊緣。只有美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解囊相助，才能得救。這時才再沒有人懷疑，歐洲確是苦難深重的。
但是，胡佛自己在國會中的共和黨夥伴們卻還半信半疑。許多人議論紛紛，說山姆大叔又在上當受騙，說是把錢倒進老鼠洞，或是支付給一個全球性的工程興辦署，說美國理想難免以破產而終。反過來，歐洲人對這種漠然無情的議論，則感到大為激怒。
反美活動已蔓延開來。一位隨軍牧師說，在大陸人的眼裡，美國士兵都是些可憐的年輕人，不懂得為啥打仗，也不懂得勝利的意義。他們感興趣的只有三件事：找女人睡覺，偷白蘭地酒和等下一班歸國的船位。倫威克·肯尼迪牧師寫到美國佔領軍士兵的典型形象時說：「他穿著一身鼓鼓囊囊的衣服，肥肥胖胖，飲食過度，寂寞無聊，漠然若有所思，觀察力差，思想則更淺薄——是征服者，卻在一個口袋裝著塊巧克力，一個口袋裝著包香煙……巧克力和香煙，這就是征服者能給與被征服者的全部東西了。」
這種說法傳到國會山，使議員們怒髮衝冠。30年代以來，議員又第一次開始議論起歐洲知恩不報來。但是希臘和土耳其問題，可並不僅此。共產黨人在那裡形成真正的威脅。英國現在既已不能輕而易舉把他們驅散，華盛頓就只好把重擔挑起來。讓歐洲在鐵鎚和鐮刀下受奴役，似乎不堪設想。因為這意味著蘇聯的鋼鐵生產力、造船設備、熟練工人、發電量和化學工業的產量、科學技術和工廠設備都會增加一倍。在那樣條件下，而且只有在那樣條件下，俄國才有實力同美國抗衡。「我認為如果我們失去西歐，」福雷斯特·謝爾曼將軍在國會的一個委員會上作證說，「……我們要保住自己也會日益困難。相反，即使失去了整個亞洲大陸，我們仍能生存，重整旗鼓，並可能把它奪回來。」
這個考慮是有道理的，雖然在1947年尚不緊迫。在人們的記憶中，俄國人還是英勇的盟邦。對她感到的失望開始深化，但尚只不過是使士氣低沉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戰打起來雖很野蠻，但誰是誰非，界線曾是清楚的；現在要是在一些新問題上引起衝突，卻未免令人寒心。1946年，赫伯特·貝阿德·斯沃普在伯納德·巴魯克的一篇演講詞中，提出了「冷戰」這個詞。巴魯克曾認為這個詞含義太強烈而劃掉。到了1947年4月13日，又經歷了一年蘇聯的粗暴態度，於是巴魯克在南卡羅來納州哥倫比亞市講話時終於用了這個詞。即使這樣，它也不過是指「意識形態的對抗」。遲至1950年5月，也就是接近朝鮮戰爭爆發之前，保羅·霍夫曼美國著名工商界領袖。——譯者還可以說：「冷戰是好的戰爭形式，只有這種戰爭不發生破壞的問題。」
但即使是在1947年，人們已很清楚，只靠意識形態上的優越，是不能把馬科斯將軍和他的兩萬名共產黨(民族解放陣線)游擊隊從希臘山區趕走的。希臘合法政府需要的是國務院政策計畫處所謂的「巨大的非意識形態援助」，也就是說：大炮。為爭取到國會中反共的共和黨人的贊同票，大炮比黃油容易。杜魯門和他的顧問們決心雙管齊下。但是，根據他們的經驗，用零打碎敲的方法來承擔任務，效果並不能令人滿意。歐洲需要的是重建，不是救濟。美國需要一種名副其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