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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安德斯太太的丈夫來訪。我得更正一下:是安德斯先生。既然他太太走了,他當然有權讓自己的身份得到承認。但是,對我來說,即使這個時候,他還是她丈夫,因為就我對他的了解(主要渠道是通過安德斯太太),他嗅覺靈敏,愛好動物標本製作,她認為他從來都沒有對她不忠過。他們的女兒柳克麗霞根本就沒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看清楚站在我門口的人,我非常失望,因為我原來指望的是一頓臭罵,至少也會聽到一個孤獨和悲慘的故事。如果安德斯先生真愛過她,那麼,我又怎麼才能向他說明她妻子移居她的慾望之鄉對他也像對她一樣有好處呢?但是,他好像並不惱火,只是有點不自在而已。我請他進來。

他很忙的樣子,所以,沒有什麼寒暄,他開門見山對我講了他來要講的話。我聽出來,他相信他妻子已進了修道院,毫無疑問認為得尊重她當修女的願望。我問他是從哪兒得到消息的,他告訴我說,她離開半年後,他收到她寫來的一封信。他還告訴我,在這封信里,安德斯太太指定我為她在這個世上的委託人,不妨說是她塵世財產的處理人,她的調解人。他幾乎感到很驚訝,我居然對此一無所知,這個修道院的故事在我聽來是安德斯太太的一個搞過頭的惡作劇,儘管如此,我覺得我必須尊重她的意願。於是,我問他我能為他做點兒什麼。

安德斯先生有個口信要帶給他妻子,但他不知道她的行蹤,就請我跟她聯絡。他想再婚。

「但是,」我有點不知所措地回答說,「我現在不清楚她確切的地址。都幾年過去了……」

「求你了!」他懇求地盯著我,「我知道我可以以遺棄罪向她提出離婚。但我想讓她知道。明白嗎?我不能沒有得到她的同意,沒有她的祝福就結婚。」

我還真不明白,所以,也不知說什麼好。「如果上帝賜予她一種更幸福的生活,」他又輕聲地說,「我不想破壞它。」我心裡突然覺得,安德斯先生自認為越來越具有宗教情懷。

我又沉默了片刻。我那不知去向的情人的丈夫嘲弄地看著我,一臉的擔心,這一神色逐漸變成敵意。「你有事瞞著我,」他怨恨地說。說完,他就更穩地靠著牆(我房間里沒有椅子,一張都沒有,我又沒敢請他席地而坐),等我回答。

我決定向他透露部分真相。「是的,我是隱瞞了點兒事情。為了我好,我願意全告訴你,但我認為你妻子不希望我這樣做。要不然,她自己為什麼沒把地址告訴你呢?」

「告訴我。」他說。

「你印象中,」我小心翼翼地開始說,「你妻子身上是否出現過宗教職業常有的跡象?」

「你為什麼問這個?我敢肯定她身上出現過,只是我眼瞎了,沒看見。你可能有所不知,她是個改變信仰的人。順便說一下,我不想把這個事實到處張揚。當然,我們生活在一起,她感到非常煩躁,心情不好,尤其是最後一兩年,這說明她已經快要做出重大決定了。」他的目光變得富有挑戰性。「怎麼?你認為一個人可以在虔誠的同時又不把它當作一種職業嗎?你是不是懷疑我妻子的態度不那麼真誠?這就是你要告訴我的嗎?」

「不是,」我回答說,「不是不真誠,根本不是。我說的只是某些你也許並不懷疑的趣味、愛好和想法……」

「老兄,說吧,大聲點,」他叫道,「她做了些什麼?隨她做出什麼愚蠢的、放肆的行為,我概不負責!」

「沒有,沒有,」我安慰他說,「你不明白。你怎麼會明白呢?我知道我沒說清楚。我的意思是……」

「要是你不說清楚,我就會……」他臉色鐵青,手緊緊地抓住帽子。

「她有沒有說她進了什麼樣的修道院?」

「沒說。」

「那你是怎麼想像的?」我小心地問。

「我什麼都沒有想像!你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

「在你心裡,」我繼續說道,「你知道修女嗎?知道光溜溜的白牆、十字架、凌晨五點鐘的祈禱、一個肥胖的女修道院院長、還有客廳里響起的來訪者要進來而摁響的門鈴聲嗎?」他氣得強壓住怒火,牙齒咬得格格響,所以,我趕緊說完,「嗯,根本不是這樣的,」我說,「你知道,安德斯太太不是一位特別虔誠的天主教徒。如果她進修道院,那也是個信伊斯蘭教的修道院。」

「如果她在修道院!你說話為什麼這麼戰戰兢兢的樣子?別怕傷害我。」他拿出手絹。「伊斯蘭教!」他喘著粗氣,一屁股坐在地板上。「真不敢相信。真丟人。怪不得她沒敢告訴我。你有沒有跟什麼人講過這個?」

「沒有。」

「不信教!我的上帝!對她來說,為什麼無神論還不夠好呢?對別人都夠好了!她滿可以還是做個猶太人的!」

對他的憤怒,我越來越惱火。這個人表現得真讓人討厭!但我感到如果安德斯太太願意,我應該讓他知道真相。「我要不要把她的地址給你?」過了一會兒我說,「我有最後一次見到她時的地址。」

「我不知道現在還要不要……好,給我吧。我也許可以寫信給她。不過,現在似乎無關緊要了,」他的聲音成了低語。「你知道,我有多欣賞她!」

儘管他誇大其詞,但他站起身,戴上帽子的時候,看上去的確沮喪得很。我打開錢夾,拿出那個商人的地址,抄錄給他。

「還要問一句,」我們站在門口的時候,我說,「少了她之後,你是否更幸福些?你可以跟我實話實說。」

「你這個厚顏無恥的傢伙!我知道你跟她什麼關係,」他怒目圓睜。接著,他狂笑起來,一直笑到眼淚出來。「我從來都沒有幸福過。從來都沒有!從來都沒有!從來都沒有!」

後來,我從柳克麗霞那裡得知安德斯先生真給他妻子寫了封信,按我給他的地址寄出,他讓妻子同意離婚,安德斯太太回信同意了,他很快還真又結了婚。我常常想他現在是不是幸福;我相信沒人不能通過某種途徑獲得幸福。安德斯太太幸福嗎?我傾向於認為她是幸福的。至少,她還活著,通情達理,並且願意繼續待在她待的地方。我得承認,因為我只知道她的這些情況,所以很羨慕她。她贏得了自由,同時又實現了她的幻想,這可真巧。而我仍舊整天去對我的幻想、我的自由做出詮釋,因此完全被纏住了。安德斯太太遠在沙漠國家和她的穆斯林情人盡情地享受生活,而我卻待在房間里,孤枕難眠,聆聽我的夢。

安德斯太太希望得到拯救,我幫助她從舊生活中擺脫出來,又讓她套牢在新生活中。我也想通過被套牢來獲得拯救。所以,我才高興去拍電影。在電影里扮演角色給了我充分施展才華、成為有用之人的感覺。我知道這是我需要的拯救樣式。但是,我自己的需要僅靠生活的外在變化——比如挑一個專橫的情人,或者找到一個奴役人的職業——並不夠。奴役得是內在的。那麼,我的夢是不是我尋找的權威呢?我努力服從它們,但它們對我的要求所作出的反應是如此的自相矛盾、捉摸不透。

在我的生活圈子中,我發現朋友們都在表達喜好、做出選擇。連安德斯先生都知道遊戲什麼時候結束,以及怎樣為自己提供新供給。我不願意小看幸福的機會,為了追求幸福,我甚至準備不理睬我的夢對我提出的一些要求。

只有這樣,才解釋得通我那年與一位叫莫妮克的認真的年輕女子開始建立的關係。朋友們介紹我們認識,他們認為我們會很和諧的,因為(除了演電影這個工作,我還在追求一種業餘精神;還真讓他們給猜著了)我仍舊享有思想者的名聲,儘管我不配。說得簡單點兒,我碰巧還是一個不寫作的作家,而莫妮克本身是個知書達理、能欣賞別人的人。我現在敢斷定,朋友們也認為莫妮克會給我帶來有利的影響,她人可靠,持一種大度、簡單的人生觀。她出身在一個多子女、貧寒但卻正派的家庭;父親是財政部職員,母親是教師。她在首都長大,生活里有的是寬闊的林陰大道、溢滿了飯菜味的擁擠的公寓、劇院第一排樓座、由正襟危坐在打字機面前打字的苦惱的男人和腳穿厚實的長筒襪往來於文件櫃之間的能幹有用的女人組成的辦公室。她的職業是一個志存高遠的公務員。她已經在一家左翼小周報幹了幾年。現在,她供職於一個致力於殖民地人民解放事業的組織,她的工作是寫文章、發郵件、做演講。我很快就注意到,莫妮克激進的政治觀點並沒有破壞她對官方制度的信念。對婚姻、行政部門、法院、新聞、學校、軍隊,對這些東西,她的理想都沒有真正幻滅過。她從未想過,她對正義的熱情會無法通過現有的交流渠道和機構傳遞出去,她認為這些現存的交流渠道和機構並不壞,而僅僅是聽到的情況不可靠。正如讀者回憶得起來的那樣,因為處在當時的歷史時期,出發點很好的歐洲人所懷有的政治上的不滿,每每採納那種比他們原本所希望的還要激進得多的投入方式,而生性喜歡以提高他人道德水準為己任的莫妮克竟未入黨,讓人感到非同小可。在黨內,至少會有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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