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所說的辦學校，不是辦一般的那種私立收費學校，目前公司還不需要依靠辦學來謀利，即然要辦學校，就要辦免費的義務教育學校。這是一個前提」
司馬考慮了一下說到，顯然這個時候政府是不是太可能，將縣級義務教育的模範小學建到西北公司來。
如果想讓西北公司的職工子弟以及附近的居民享受義務教育，恐怕只有公司自己辦立義務教育學校。
當然辦立這樣的義務教育學校所需的經費也只能依靠公司貼補，想申請北方政府的補貼顯然不甚現實，這個時候連中央控制的華北幾省的縣級以上的模範小學的經費都很難保障，更何況自己這裡。
「你的意思是公司出錢貼補學校，對學生實行免費的義務教育？」
聽到司馬的話後，宋培雲有些失神的問到，原本宋培雲期望司馬投資辦立的學校，不過是公司出錢創建學校，像口內的私立學校那樣。
學校運營除依靠公司捐款之外，還有就是學生交納學費來維持學校運行，顯然沒有料到司馬所想的竟然是免除學費的義務教育。
要知道現在國內的義務教育，不過僅只是在一部分城市之中，建立的一所模範小學，依靠政府的補貼實行的並不算普及的義務教育罷了。
實際上中國義務教育制度的擬議和提出，起源於20世紀初，並以張之洞1904年《奏定學堂章程》為標誌。《奏定學堂章程》，史稱「癸卯學制」，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正式頒布且在全國普遍實行的學制。
1904年頒布的癸卯學制，無論是學校制度還是教育行政制度，基本上都是從外國、特別是從日本模仿過來的。
既是學制制定者的一廂情願與一腔熱情，也是晚清政府迫於各方壓力實行所謂「新政」的敷衍塞責與無可奈何，更重要的是當年晚清政府財力不足，根本無法支撐全國義務教育的財政負擔。
民國成立後，蓀中山立即強調在中國實行免費義務教育。1912年，民國教育部明確規定：「初小、師範、高等師範免收學費。」
同樣和晚清政府一樣，現在的北方政府受限於國力、財力，也僅只能在每地創建一所數或數所公立小學，對城市內的少數人實施免費的初小義務教育。
國內此時教育，大都仍然依賴國內士紳辦理，這些私立學校受限於創辦者的資本，顯然不可能實行免費的義務教育。
「是的，沒有教育，就沒有未來，公司現在的財力完全可以承擔為公司職工子弟，以及附近的居民子女提供免費的義務教育，這是公司現在必須履行社會責任。」
司馬如是說到，一直以來在司馬的眼中，任何一個企業都需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雖然在後世很少有企業願意承擔這部分責任，可是現在，即然自己和公司有這個能力，那就應該承擔起來。
「司馬先生，如果西北公司真的這麼做的話，實在是在做一件受益幾代人的善事……」
宋培雲聽司馬這麼說，站起身來有些激動的說到，可話沒有說完就被司馬給打斷了。
「培雲，我之所以決定辦不要把辦這個學校當成是在做善事，辦這個學校實際上更多的是為了公司，十多年後，接受到教育的公司子弟，最終將成為公司所有財富的一部分。未來他們為公司創造的價值遠非今天公司支付的學費所能相比。」
做善事？當然不是，辦學校是企業的社會責任的一部分，和做善事並無關係，更何況公司未來可以直接從這些學生身上受益，對雙方來說都是雙贏，那麼何樂而不為呢？
「培雲，除了小學之外，我們還可以辦中學，將來還要辦大學，當然我們還要建技術學校，現在口外沒有一所高等學校，更沒有一所技術學校，所以我們要把這些全部建幾來，尤其是技術學校，可以向公司提供現在公司所需要技術人員。還有高等學校、大學，這些學校可以為公司提供未來的，所需要工科專才，還有其它各類人才。這不是在公司在花錢辦學校，而是公司在辦一個人才的儲備中心……」
半閉著眼睛的司馬越說越覺得的激動，自己以後要辦大型綜合工業區，不是面臨人才不足的局面嗎？
那為什麼自己不能夠自己建立學校培養，也許現在不能一下子找到一千名、甚至於幾千個專業技術人員，可是找到十幾名、幾十名就找不到嗎？
那麼就找他們過來當老師，那麼幾年之後自己不就有足夠的專業技術人員了，為什麼之前就沒有想到這個行之有效的辦法。
如果自己現在辦這些專業學校，那麼二到三年後自己就會有第一批專業技術學生畢業，十年以後他們就可以獨擋一面，期間自己擴大公司規模的時候，還會面臨人才不足的局面嗎？
「這個……雖然司馬先生你的想法很不錯，可是恐怕口外這地方，應該沒有那麼多學員吧！」
雖說宋培雲對司馬大辦學校的想法很是贊同，可還是忍不住從現實的角度提醒到司馬，畢竟想法是好的，可是現實是殘酷的。
和口內諸省不同，這口外的人口太少，上過中學的學生也是屈指可數，辦高等教育，顯然不太現實，宋培雲之所以提意辦學，也無非是為了公司職工子弟罷了。
「沒事，辦這西北公司時不是也沒有工人嗎？咱們口外沒有中學生，可是口內各省都有，我們可以辦免費的高等教育，還有專業技術教育，公司拿錢在口內的報紙上打廣告，只要願意來我們這裡上學，學生不僅可以免除學雜費，而且還免每天的餐食費，我們還可以向學生提供免費的服裝，如果學生上學仍然有困難還可以申請助學救濟金，以及在公司或學校勤工儉學的機會。甚至於我們可以向他們提供來這裡上學的路費。」
司馬有些憧憬著未來的學校教育說到，其實這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招數，在後世時不是因為技術工人不足，以至於一些企業自己拿錢在各地打廣告，招學員去上技術學校，當然相應的條件，就是學員需要和公司簽定合同，學成以後需要為企業服務幾年。
「啊！這……這……」
看著司馬在神情激動的，甚至於有些狂熱的，表述著自己的辦學大計時，宋培雲已經被司馬的這些大計給驚的有些目瞪口呆。
「還有，不僅大學、專業學校提供免費的食宿，中小學也可以提供免費的午餐，現在因為大多民眾生活困難，甚至就是在公司內部的職工家庭，很多家長一直都忽視這些正處在發育期的兒童營養。那麼我們就在學校裡頭建立一套供餐制度，以保證學生的身體發育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營養和熱量。而且是還可以通過在一起吃飯的形式，培養了學生的集體主義意識，強化了個人與他人、與集體的連帶關係，同時蘊育了一種民族凝聚力。還有如果我們提供免費的午餐，相信會有很多家庭，就是沖著這份午餐也會把子女送來上學。」
實際上司馬所說這種供餐制度，是司馬在伺一位朋友的談話時從朋友口中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日本政府把有限的一點糧食集中起來，首先盡量保證小學的孩子們一天中能夠在學校吃上一頓飽飯。
這就是日本中小學「供餐制度」的初衷。隨著境況的逐漸好轉，日本政府在1954年又制定了《學校供餐法》，規定凡有條件的地區可以為學生免費供應午餐，同時詳細制定了兒童的營養標準和食堂面積的標準。
1945年末，目睹日本戰敗後的慘狀，一位美國記者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日本很難再次成為工業國，日本的未來大概將恢複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小國。」這篇文章代表了當時西方國家對日本未來的普遍看法。
很顯然，這位記者低估了日本人。事實上，日本人並沒有絕望，也沒有隻圖眼前暫時的利益和個人的溫飽，而是勒緊褲帶，勻出自己的一口，讓小學生們先吃飽，把重振日本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在整個國民經濟幾近崩潰、財政全面枯竭的情況下，日本政府卻立即著手實施教育改革，於1947年3月公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學校教育法》，並將國民義務教育由戰前的六年延長到九年。
政府的這些措施得到了日本國民的廣泛支持，他們清理家園，埋頭苦幹，迅速醫治好戰爭的創傷，草棚學校、露天學堂，又響起了朗朗的讀書聲。
既然二戰後的日本人可以這麼做，那麼自己現在完全也可以去做，用免費的午餐來保障這些青少年的成長發育期所需要的營養，同時還可以用免費供餐來儘可能多吸引來大量的青少年來上學，如此一來到也是兩全齊美。
更何況以後公司的農場收穫以後，有這些農場的收成在那裡，就是提供免費的食物對公司也不會有任何影響。要知道那些土豆的畝產量可以一畝幾噸。
按照現在公司農場的規模在幾個月以後，就會收穫數以十萬計的土豆，就是幾十萬人一年也吃不完。現在只不過是保障學校里的學生們所需要食物罷了。
有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