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3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公主索菲婭？帕列奧羅格，26年後，拜占庭帝國的雙頭鷹國徽正式用於俄羅斯國璽，俄羅斯作為「第三羅馬」的自我定位由此奠基，從那一天起，「西方」與「東方」就成為了俄羅斯國家戰略中的兩個矛盾的靈魂，並直接影響著俄羅斯與歐洲的關係，在西歐人眼裡，俄羅斯是從蒙古人手下掙脫出來東方未開化之地，是異種異教的邊緣國家，在傳統俄國人眼中，這個國家卻是歐洲文明真正的傳承者，理應與歐洲同命運、共生死。
自彼得大帝以來，如何使俄羅斯這艘巨大的航船駛入歐洲列強的航道，就成為羅曼諾夫王朝孜孜以求的目標，1814年，亞歷山大一世統治下的俄羅斯一度接近了這一目標，但幻象隨即被克里米亞戰爭的慘敗所打破，亞歷山二世被迫開啟新的改革進程，使俄國與歐洲在更深的層面上建立聯繫。
1861年，亞歷山二世下令解放農奴之後，俄羅斯開始蹣跚地走向資本主義，工業資產階級緩慢但不可逆轉的發展起來，農民也離開鄉下的土地，成為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在文學領域前承浪漫主義的普希金、萊蒙托夫，後現實風格的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形成舉世矚目的「黃金時代」，到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俄國已經形成了頓巴斯、克里沃羅格、巴庫等重要的工業中心，產生了150多個壟斷組織，俄羅斯資產階級在法國金融資本的滋養下茁壯成長，他們要求更大的國內市場、政府對外擴張方面的支持和進入貴族議政廳的權力。「歐洲派」知識分子以自命的清高鄙薄著這些暴發戶，但也虔誠的承認——這些人提出的要求有助於建成一個更好的社會。
「我們這一代人和未來的俄國人將懂得如何做一個真正的俄羅斯人」。
然後，並不是所有人都願意看到這些景象，在雙方鷹的西方腦袋的右邊，屬於沙皇、東政教和1.3億俄國農民的那個東方腦袋煢煢孑立於歐化的潮流之外，1892年頒布的《俄羅斯帝國根本法》第一條規定「全俄皇帝是一位擁有無限權力的專制君主，上帝賦予他致高無上的權力：人們基於良知和和敬畏必須服從他。」
「第三羅馬」的君主以這樣的宣言對近代國家制度關上了門，面對洶湧的革命浪潮和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沙皇也會做出些讓步，但一俟風平浪表，便又故態復萌，與其說這是欺騙，倒不如說是困惑——從亞歷山大三世到尼古拉二世，羅曼諾夫王朝的君主們並未找到將古老而脆弱的沙皇制與現代國家接軌的「節點」，他們身不由已的變成「影帝」一類的人物，時而扮作仁茲寬厚的民之父母，時而自稱銳意進取的改革後盾，指望能安安穩穩地矇混過關。
遺憾的是，歷史沒有給他們矇混過關的機會，1905年，俄國步十年前清帝國的後尖，被隔海相望的一個蕞爾小國擊倒，緊隨其後的便是羅曼諾夫王朝建政以來從未出現過的暴力革命。「大資產和小資產者被侮辱的民族自尊心，軍隊的激昂的自豪感，為數十萬年青生命喪失在毫無意義的軍事冒險中所產生的悲痛，對戰爭必然引起的財政破產和長期經濟危機，對可怕的革命的恐懼……使得人人都起來反對專制制度。」
從1905年1月到10月，俄國發生了2700多次起義，工廠罷工、鐵路停運，鄉間無數地主的莊園被焚毀，芬蘭、波蘭、高加索發生了民族起義，聖彼得堡、莫斯科等城市則第一次出現了蘇維埃，人們指責的對象從沙皇周圍腐敗的官僚直接指向尼古拉二世和沙皇制度本身。
1905年的戰敗是一個轉折點，從那一刻起，雙頭鷹的兩個腦袋出現了奇怪的扭曲，當皇帝和斯托雷平又一次披上了「革新」的斗篷，開始進行一場摧毀傳統公社、實行土地私有化並加劇貧富分化的「新亞歷山大二世改革」時，人民終於憶起了1860年代一度被忽視的民粹主義者播下的種子，那些鼓吹「俄羅斯應當走東方特色的現代化道路」的政治托缽僧們曾經宣稱，「土地-人民-道德」，這組俄國式的三位一體的組合才是最強大的力量所在，這些宗教領袖式的人物宣布自己將引領俄羅斯人民出埃及、過紅海，在跨過被變革之火焚燒殆盡的獨裁、剝削、不平等的廢墟之後，塵世的天國終在俄羅斯建立。
民粹派在精神上的繼承者——立憲民主黨中的自由派，到鼓吹農民革命的社會革命黨，直至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更是爭先恐後的扮演革命的先知，玩弄製造新「神」——人民的危險遊戲。就連尼古拉二世，這個怯懦卑庸的「小爸爸」，在1914年也宣稱他將為「俄羅斯的土地」而戰！
「盧那察爾斯基、巴扎洛夫、高爾基之流的聰明人知道，個把詞幹不了壞事，所以打算借上帝這個詞大書特，但是在這場遊戲中毫無經經可言的人民卻可能相信真的有上帝或真的沒有沒上帝，到那時，個把詞就幹了壞事」，當戰爭以暴力強行中止了帝國的一切勉強維持的日常秩序時，俄羅斯開始朝著一場不可抑制的、「無神無人」的雪崩式革命狂奔而去。到那時正如歷史上曾無數次發生過的那樣，流淌的將不是墨水，而是血河！
《帝國的末日》亞·索爾仁尼琴
「革命的勝利來的是如此的突然。」
遠在哈爾濱的行營會議室內，一場正在舉行的情報聯席會議上，來自帝國情報局、帝國調查局、參謀總部情報局以及外交部情報局的情報官們，直接向在黑龍江視察的陛下作著彙報，而擔任直接彙報的，自然是作為情報龍頭的帝國情報局的官員負責。
作為帝國情報局的副局長，魏子含自然當仁不讓的擔負起了這個責任。
「當舊秩序土崩瓦解之時，人的意識相對歷史變化的那種滯後性便暴露出來了：共和制度已經成為事實，十月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卻還在小心翼翼的討論著攝政問題，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對整個鬥爭的結局感到迷惑不解。」
看著若有所思的陛下，魏子含用極為玩味的口吻說道。
「在整個彼得格勒、甚至整個俄羅斯，他們都在問著一個問題——我們已經掌握了政權嗎？是把它交給誰託管？還是自己動手干呢？」
對於這一點，陳默然倒是並不陌生，二月革命的成功，無論是從現在來看，還是從歷史上來看，都太具偶然性，太不可思議了，甚至完全不是一場「革命」。就像後世人們總結的那樣，這場「革命」與其說是人們在推動革命，倒不如說是他們為革命本身的激情所驅使，身不由已的出沒於風波之中。
這種革命狀態，與另一個時空中的中國，嗯，1911年的中國是何其的相似，不過，相同的至多只是「革命狀態」罷了，至於其它，完全不同，畢竟俄羅斯在幾年的混亂、內戰之後打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勝利者，勝利者用刺刀和強權取代了一切，而在中國，革命的妥協，南北的心不甘的妥協，所換來的卻是多年的戰爭，持續十餘年的混亂，最終拖垮了那個國家，歷史……總是如此的讓人玩味。
「……在塔夫利達宮頂層的圓形辦公室，羅將柯和他的同僚們驚訝地看著大街小巷上點起了篝火，衣著破爛的人們載歌載舞，背景是被搗毀的雙頭鷹標和遭到洗劫的商店。來自不同部隊的士兵裹著骯髒的軍服躺在路邊，一邊惡貫滿盈的刑事犯也隨同政治犯逃出監獄，開始興風作浪，一些人垂著腦袋被端著步槍的士兵和工人押著走過大街，他們之中包括前內政大臣亞歷山大？普羅托波波夫，宮廷事務大臣尼古拉？斯托雷平，日俄戰爭時的陸軍大臣、前土耳其斯坦軍事總督庫羅帕特金上將，以及東正教聖主教公會的總務長，總之，都是曾經的掌權者，以及一大批過去的警察和密探。大人物們隨後多數倖免於被處決，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個個誠惶誠恐的，未經許可甚至不敢停下腳步，更多不知名的軍警憲特則就此在世界上消失了，他們的命運無人知曉，也沒有人去關心。」
在提及這些軍警憲特的命運時，這些來自多個部門的情報官員們不禁在心中為他們的同行感到一絲悲哀，同樣，他們的遭遇，又像是警告一般，提醒著他們，如果他們不能果斷的平息發生在國內的任何「革命氣息」那麼，被吞噬的將不僅僅只局限於這個帝國，同樣還有他們自身，他們每一個人都是與帝國緊密捆綁在一起的。
「不僅如此，洶湧的浪潮同樣湧進了還在戰爭狀態的軍隊之中，3月14日，彼得格勒蘇維埃執委會在孟什維克代表蘇漢諾夫的主持下，通過了著名的『蘇維埃一號法令』，這道路命令要求俄軍各部隊，陸軍自連級單位起來，包括輜重庫、炮兵連、騎兵連以及駐地機關，海軍則以艦艇為單位，立即從基層人員中選舉代表，組成士兵委員會，負責本單位的一切政治活動，全部武器由士兵委員會掌管，官兵間的等級差異——軍銜被取消，不存公務狀態中的士兵可以享有與城市公民相當的政治和社會權利，軍官的命令只有在和蘇維埃的決定不抵觸時才能生效，顯然『一號法令』與蘇維埃自身的直接民主性質是一致的，當然其目標在於自軍官團手中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