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一聲嬰兒的啼哭，一個新的生命開始了他在這個世界的旅途，譚氏家族終於再添一名男丁，這對於已經快八十的譚鍾麟來說無疑是天大的喜訊。自從得知譚延闓有了兒子之後，直隸總督衙門門口變得車水馬龍，天津的本地名士和外地的鉅賈富賈們都排著隊的向譚延闓送去賀儀，像張之洞、李鴻章這樣隔著非常遠的關係比較近的官場同僚在得知這一消息之後，除了派人送上禮物之外，還發來了賀電——李鴻章想得最是周到，周馥雖然作為廣州按察使，但是在半個月前便帶著李鴻章的賀禮來到天津，譚府這邊剛有動靜，他在知道譚鍾麟有了孫子之後立刻在李鴻章寫得空白片子上添上，直接到譚府拜訪。
為了慶賀自己兒子的出生，譚延闓聯合天津各位名士，在當天決定修建敬老院和養孤院各五所，以贍養那些孤苦無依的老人和流浪街頭的孩子——雖然這座城市並不是譚氏父子的家鄉，但是這裡是譚延闓正式步入帝國政壇的起點，譚延闓一向重視公益事業，在天津人口中直呼「譚善人」。
譚延闓雖然向朝中顯貴大筆行賄，但自身卻廉潔，加上他在工商銀行的特殊地位，天津的富豪一向都很給他面子。譚延闓一振臂高呼，他們立刻給予響應，紛紛慷慨解囊，天津的慈善事業在這幾年發展的很快，短時間內各種義學、敬老院、養孤院等慈善場所數量和規模很快便超過了上海。雖然還不能說做到老有所養，街頭孤兒絕跡，但整個城市面貌卻改善了不少，比其他城市中的流浪人口要少的多。
康有為和他的追隨者們在報紙上連連發表文章，除了以往的老調子之外，現在又更多了一個新詞「憲政」。而熱心國事的大臣們也開始接受這一思想，儘管他們中有些人還並不明白「憲政」的含義，但是已經敏銳的感覺到在光緒皇帝無法掌權，而慈禧太后違背祖制獨攬大權方面有很大的問題，從而想以「憲政」來制慈禧太后的「垂簾聽政」。
政治是現實的，而張之洞、李鴻章等人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決定推崇「憲政」這並不是沒有來由。底層大眾都知道「昆明湖換了黃海」這個道理，更何況這些在官場上摸爬滾打的老油條？如果光緒皇帝執掌政權則是名正言順，他們也許未必會這麼熱心，而李鴻章前有頂缸的先例，保不準下次就輪到他們的頭上——他們自問沒有譚延闓的手段可以料敵於先，更沒有其手下北洋海陸兩軍精銳之師，同時譚延闓在山東做的那套教民和拳民兩手都硬的法子他們是覺得好，但總覺得有失權位，直隸三省的教民衝突算是平息下來，不過自己的地頭上卻是愈演愈烈。
各省督撫中不乏開明之士，與妄自尊大的樞臣不同，他們是直接與洋人接觸，碰到的事情也遠比樞臣要複雜的多，中央內部的封閉無視於各國列強的威脅，這讓各省督撫非常不滿，他們對變法強國的苛求也更為迫切。與戶部解決財政不足的目光放在銀行上不同，各省督撫的目光則選擇在憲政——限制皇權，這對他們有著更為有利的選擇，也更能夠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
第一個在政壇上掀起「憲政」風暴的是駐法國公使孫寶琦，他從海外得知中國最近的輿論動向後，立刻向國內發電報支持「憲政」，請求立憲。接著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張之洞、湖廣總督王文韶、兩廣總督李鴻章和雲貴總督岑春萱也都發電報請求立憲。因為最近幾個月的報紙都是變法維新，憲政的報道也持續了有一段時間，出乎譚延闓意料之外，慈禧太后並沒有因此而大動干戈。
「憲政」說白了就是皇帝擔任國家元首，卻無權行使國家元首之權力。這對於各位封疆大吏而言是極為有誘惑力的，要不然張之洞和李鴻章等人也不會如此看好憲政，實在是他們吃中央朝秦暮楚的虧太多的緣故。而譚延闓卻深知慈禧太后對權力的渴望，不過她卻沒有對各省憲政之請做出任何反映，歸結到底在大義上她還是太后，皇帝才是這個國家的真正象徵。
各省督撫都上了請立憲折，唯獨直隸總督和東北總督沒有動靜，東北總督劉銘傳據聞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的階段，不要說處理政事，就是那筆寫字正常思考也做不到，劉銘傳都病倒這個份上基本上就算是等死了，他不寫立憲折還情有可原，但是一直為「北洋新政」前鋒的直隸總督一直沒有動靜，這就實在是太讓人費解了。
李鴻章讓周馥帶著大禮到天津，固然是以祝賀譚鍾麟喜得孫子，而實際上更是想要催促譚鍾麟能夠和李鴻章等地方大員一起站在憲政的戰線上，給朝廷施加壓力。李鴻章雖然已經帶上了漢奸的帽子，但他在兩廣有面臨另外一個麻煩——南方革命黨的威脅。自從王文韶任上的兩廣就開始變成了南方革命黨的舞台，而廣東更成了中國的火藥桶，只要一點火星就可以爆上一次。
也許是王文韶起初在剛到任廣州時的軟弱手段，使得廣州的革命思潮開始泛濫，還沒有等這個昔日用貴州少數民族和湖南起義的鐵腕人物有所行動，他就被調到湖北就任湖廣總督去了。因為李鴻章被膠州灣事件拖在北京，所以兩廣實際事務是由周馥一手主持，周馥屬於開明人士，對於革命者並沒有下狠手鎮壓，有很多參加起義的革命者通過各種路徑可以平安保出，這就使得兩廣的革命形勢更加高漲。
廣州開放非常早，這裡的民風相對其他地區要開明的多，革命黨在這裡開展起義可以說有相當的民眾基礎。王文韶當初被調走可以說是始於譚延闓的策劃，因為這個王文韶一面有著點頭蟲的外號，另外又有一個「血手」的狠名，有這麼一個人也許會一時放過革命者，總有一次會讓他徹底血洗廣州，不如趕快將他弄到湖北。
面對廣州的日益洶湧的革命形勢，曾經大肆殺俘的李鴻章偏偏就手軟了——革命黨和太平天國有著很大的不同，也許是出國一次使得李鴻章的思想轉變很大，對於兩廣境內的革命黨起義，他也是採取鎮壓但並不「酷殺」的對應辦法。而正是與革命黨在兩廣對峙的李鴻章也從幕僚口中了解到革命黨的思想，他在接到孫寶琦上書朝廷立憲的消息後，認為立憲可以彌合這種與革命黨之間的矛盾，遂主張立憲以兵不血刃的平息革命。
譚鍾麟可謂是疆臣之中和慈禧太后關係最為密切，而能夠左右譚鍾麟的政見的，也唯有他的兒子山東巡撫譚延闓。周馥此時前往譚府賀喜，身上所肩負的使命也是希望能夠疏通譚氏父子，使其贊成立憲。對於周馥而言，他相信譚氏父子和其他疆臣都有著同樣的利益，尤其是北洋海防時刻要經受外國列強的衝擊，日本聯合艦隊和北洋海軍的對峙尤甚。
朝野都相信像日本那樣立憲開始變法才能夠讓中國再次中興，擺脫被動挨打的命運，譚氏父子如果不想做李鴻章第二，那最穩妥的方式以憲政來抑制皇權，免得再次出現甲午戰爭前海軍軍費被挪用修園子的狀況。
周馥帶來了李鴻章給譚鍾麟的親筆信，信中洋洋洒洒千餘言，大致說國家危及，「不變政體，枝枝節節之修補無益矣。公今攬天下重點，肩負天下重任，應體察世界之大勢，成尊主庇民之大績……」
譚延闓從譚鍾麟手中接過信件後，如果不是周馥親手送過來的，他還以為是康有為寫來的，當然如果有推翻滿清的字眼，那就直接改成孫中山好了。對於李鴻章向變法派轉變他早有預料，但是這個轉變有些未免大了些，難道說老李在廣東受了什麼刺激不成？！他可是知道在甲午戰爭期間孫中山似乎來過直隸總督府——儘管那個人很年輕，但已有了後世畫像上的面目。
在李鴻章出國訪問期間，清廷設在倫敦的機構秘密逮捕了孫中山，為了營救孫中山而鬧起了軒然大波，最終孫中山安然逃脫。譚延闓不知道「孫中山」的名字才剛起了不到一年，他以前被捕的時候還叫孫文，「孫逸仙」這個名字在海外華人中的名氣自從倫敦被捕之後也愈來愈大，開始有些後世的氣象。
「周大人，立憲對革命黨而言確實有不戰而勝，徹底摧毀其根基之效用，但大人也明白京師裡面到底是誰當這個家。以她的脾氣和稟性，你說這實行憲政可能么？縱然各省督撫齊上書推行憲政，到最後恐怕也未必會真的得償所願，老相國可是考慮清楚？！」譚延闓說道。
周馥明白如果自己無法說服這個年紀可以當自己孫子的譚延闓，北洋這道關口是邁不過去的，各省督撫之首為唯觀直隸，若是直隸總督不肯出頭，頤和園裡的那位勢必會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各省督撫之努力皆都付之東流。
周馥苦笑地說道：「譚大人，今時今日之廣州已經和幾年前完全不同，會黨之人皆傾向於革命，街頭散發傳單者演講者若是都抓起來，那廣州衙門的牢房再多十倍也會被填滿。老相國在提審了數人之後，認為這些人無非是受了蠱惑，他們也是為了社稷好，殺之又干天和……幕僚根據這些革命黨人的宣傳，覺得這和洋人的『憲政』有著很深的關聯，若是朝廷能夠採取憲政，則革命黨不攻自破，也可防備居心叵測之人從中煽動……」
「周大人，在下也算是您老的晚輩，有幾句話不知當講不當講……」
「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