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六日 星期一 至 一月八日 星期三
布隆維斯特看資料看到三更半夜，主顯節 天很晚才起床。范耶爾的屋外停了一輛海藍色新款沃爾沃。就在布隆維斯特伸手握住門把的同時，有個男人也正好開門出來，兩人幾乎撞在一起。那人似乎在趕時間。
「有什麼事嗎？」
「我找亨利·范耶爾。」布隆維斯特說。
那人眼睛一亮，隨即面帶微笑伸出手來。「你想必就是來幫亨利整理家族史的麥可·布隆維斯特，對吧？」
他們互相握了手。看來范耶爾已經開始散播布隆維斯特為何來此的「官方」說法了。那人相當肥胖——無疑是長坐辦公室與會議室的結果——但布隆維斯特一眼就看出相似之處，他的臉和海莉十分相像。
「我是馬丁·范耶爾，」那人說道。「歡迎來到赫德史塔。」
「謝謝。」
「前不久我在電視上看過你。」
「好像每個人都在電視上看過我。」
「溫納斯壯……在這屋裡不太受歡迎。」
「亨利提起過。我還等著聽後半段的故事。」
「他幾天前跟我說聘請了你。」馬丁笑著說：「他說你很可能是因為溫納斯壯才接下這份工作。」
布隆維斯特略一猶豫後決定說出實情。「那是一個重要原因。不過老實說，我需要暫時離開斯德哥爾摩，而赫德史塔就在適當時機跳出來了。至少我是這麼想。我無法假裝那件官司沒有發生過。而且無論如何，我都得入獄服刑。」
馬丁點點頭，表情忽然轉為嚴肅。「你能上訴嗎？」
「這麼做一點好處也沒有。」
馬丁瞄一眼手錶。
「我今晚得到斯德哥爾摩，所以非快點走不行。我過幾天就回來，到時候再請你過來吃飯。我真的很想聽聽那場官司究竟是怎麼回事。亨利在樓上，你就進去吧。」
范耶爾坐在工作室的沙發上，茶几上擺了《赫德史塔快報》《工商日報》《瑞典日報》和兩份全國性的晚報。
「我在外頭遇見馬丁了。」
「他正趕著去拯救帝國。」范耶爾說：「要咖啡嗎？」
「好的，謝謝。」布隆維斯特坐下來，一面狐疑范耶爾似乎很開心。
「報上提到你了。」
范耶爾將其中一份晚報推過來，翻開那一頁的標題是「媒體短路」。執筆的是一名專欄作家，曾任職於《財經雜誌》，一向以幸災樂禍地嘲笑每個熱衷於某議題或是惹禍上身者而聞名。女權主義者、反種族主義者和環保鬥士，一個也跑不了。這位作家似乎並沒有自己擁護的單一信念。如今在溫納斯壯案結束幾個星期後，他開始向布隆維斯特開炮，將他形容成一個大白痴，而愛莉卡則是個中看不中用的媒體花瓶。
有謠言傳聞：儘管《千禧年》的總編輯是個穿迷你裙、會在電視上鬧彆扭的女權主義者，雜誌社卻已瀕臨瓦解。幾年來，該雜誌的存續全仰賴編輯們成功營銷的形象——年輕記者採取調查式的報道，揭露商界醜聞。這套宣傳伎倆對於信仰無政府主義、一心想聽到這類訊息的年輕人或許有效，上了地方法院卻靠不住。小偵探布隆維斯特最近已經體會到了。
布隆維斯特打開手機，看愛莉卡有沒有來電。沒有留言。范耶爾一言不發地等著。布隆維斯特察覺到老人是想讓他打破沉默。
「他是個笨蛋。」布隆維斯特說。
范耶爾笑了，卻又說：「也許吧，但他卻沒有被法院判刑。」
「沒錯，而且永遠不會。他從未說過什麼有創意的話，老是搭著順風車，然後用最苛刻又不至於惹禍上身的言詞對人落井下石。」
「這些年來我樹立了不少敵人。要說真正學到什麼教訓，就是絕不打必敗無疑的仗。不過，也絕不能讓任何侮辱你的人逍遙自在。等待時機，等你有力量的時候加以反擊——即使你已無須反擊也一樣。」
「謝謝你分享你的智慧，亨利。現在我想聽你談談你的家族。」他將錄音機放在兩人中間的桌上，按下錄音鍵。
「你想知道什麼？」
「我已經看過第一本講義夾，關於失蹤與搜索的資料，但裡頭提到太多范耶爾家的人，我需要你幫忙一一介紹說明。」
莎蘭德站在空蕩蕩的走廊，眼睛直盯著「畢爾曼律師」的銅製門牌將近十分鐘後，才按了門鈴。大門的鎖「咔嗒」一聲開了。
今天是星期二。他們第二次會面，她有不好的感覺。
她並不怕畢爾曼——莎蘭德幾乎沒有怕過任何人、任何事。但話說回來，這個新監護人令她感到不安。他前一任的潘格蘭律師溫文有禮又和善，和他完全不同類型。但三個月前，潘格蘭中風，尼斯·艾瑞克·畢爾曼便根據某種官僚作業順序接收了她。
莎蘭德接受社會與精神病監護十二年，其中兩年在兒童診所時，光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你今天好嗎？」她就從未給過相同答案。
她滿十三歲時，法院根據少年保護法，判決將她關進烏普薩拉的聖史蒂芬兒童精神病院。這項判決主要是基於她情緒不穩，可能對同學甚至她自己施暴產生危險。
每當老師或任何相關工作人員試圖和這個女孩談論她的感覺、感情生活或健康狀況，她總是沉著臉不說話，眼睛死盯著地板、天花板和牆壁，令人備感受挫。她會交叉手臂，拒絕接受任何心理測驗。她對於一切針對她所進行的評估、衡量、製圖、分析或教育的反抗也反映在學校功課上——校方可以將她帶進教室，也可以把她綁在椅子上，卻無法阻止她不聽課、不拿筆作筆記。她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卻沒有拿到證書。
正因如此，就連要診斷她的精神缺陷都有莫大困難。總而言之，莉絲·莎蘭德就是個難應付的人。
她滿十三歲那年，法院也決定指派一名受託人來維護她的利益與資產、直到她成年為止。這名受託人便是潘格蘭律師，儘管一開始相當艱難，他卻做到了精神科醫師與其他醫師辦不到的事。漸漸地，他不但贏得女孩一定程度的信任，也獲得些許溫暖。
十五歲時，醫師們多少認同了她沒有危險的暴力傾向，也沒有急切傷害自己的跡象。她的家庭被歸類為不健全家庭，又沒有其他親戚可以照料她，因此法院判決莎蘭德理應從烏普薩拉的兒童精神病院釋放，並透過寄養家庭慢慢重返社會。
這段歷程並不輕鬆。她在第一個寄養家庭只待了兩星期就逃走了，接下來第二個、第三個也很快便半途而廢。那個時候，潘格蘭把她找來嚴肅地談話，他直言不諱地說，如果她再繼續這樣，就會再度被送進精神病院。這個威脅奏效了，於是她接受了第四個寄養家庭——一對住在斯德哥爾摩郊區米索瑪克蘭森的老夫妻。
然而這並不表示她行為收斂了。十七歲時，莎蘭德曾四次遭警方逮捕，兩次因爛醉而被送到急診室，還有一次很明顯地嗑藥。其中有一次她被發現衣冠不整、爛醉如泥地倒在車后座，車子停在梅拉斯特蘭南路上，車上還有個年紀大她許多，但同樣醉得不省人事的男人。
她最後一次被捕是在十八歲生日的三星期前，當時她完全清醒地在舊城區地鐵站內踢一名男乘客的頭。她被指控傷害他人。莎蘭德聲稱那個人摸她，並有目擊者證實她的說詞，檢察官便決定不予起訴。但鑒於她的背景，地方法院下令執行精神評鑒。由於她仍依慣例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也不配合檢驗，國家健康福利部諮詢的醫師們只得根據「對患者的觀察」作出評斷。倘若面對的是一個交叉雙手、嘟出下唇坐在椅子上、一言不發的年輕女子，又能觀察出什麼結果來呢？因此唯一作出的判斷就是她肯定有某種情緒障礙，而且不能置之不理。這份醫療/法律報告建議患者接受封閉的精神療養院照護。社會福利部門某副部長也表示支持精神病學專家們的結論。
至於她的個人記錄，專家們最後的診斷是濫用酒精與藥物風險極高，且缺乏自覺。當時她的檔案記錄簿里充斥著內向、受社會壓抑、缺乏同情心、自我依戀、病態與反社會行為、合作困難、無法同化學習等等字眼。凡是看過莎蘭德檔案記錄簿的人都可能認定她有嚴重的智障。還有另一個事實也對她不利，社會福利部門的街頭巡邏人員有幾次看見她「和不同的男人」在瑪利亞廣場附近廝混。有一回，她在丹托倫登公園被攔下搜身，當時也是和一個年紀大上許多的男人在一起。社會福利人員擔心莎蘭德可能是或者有可能成為妓女。
當地方法院——決定她未來的機構——開庭判決此案時，結果似乎早成定論。她明顯是個問題兒童，法院除了接受精神病專家與社工人員的建議之外，不太可能作出其他判決。
舉行聽證會當天早上，莎蘭德被人從兒童精神病院——自從舊城區事件後她便被關在這裡——帶到法院。她覺得自己像個集中營的囚犯：沒有希望活過那一天。她在法庭上第一個見到的是潘格蘭，過了一會兒她才發覺他並非以受託人的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