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姓湖顧名思義，至少可以有兩個意思：一、這兒姓伍的人家特別多；二、旁邊應還有一片不小的水泊。第一個含義很快得到了驗證，因為我們的卡車經過的一個村子，村名就叫伍姓村——至於那片應該有的水，我們卻沒看見。拉我們的卡車，一路向北，直到快出了農場的邊緣，我們的卡車才停在一處只有幾排房子的空場。過了很久很久，我們熟悉了那塊土地的土性之後，才知道從我們的監舍向北走，原是一片蘆草茂密的水泊的，那兒曾棲息著大雁和許多候烏。全國學大寨，大寨在山西，大寨不知什麼人來這兒看了一回，那塊原屬於自然的淺淺水泊，便在年把的時間內變成了旱田。候鳥不見了，大雁飛走了——我們到此地不久，還吃過一回雁肉。一隻重20斤的死雁，只賣兩塊錢，那是來尋覓舊巢的孤雁，被農民捕獲後賣給我們這些「二勞改」的。這個勞改中隊，有百十口人，大多數來自北京。原本是個男兒國，加上我們這些雙料貨，就成了一個「雞叫狗吠娃兒哭」的世界。
勞改隊的陳大琪指導員和袁中隊長，大概是出於人道主義，很體諒我們這些拉家帶口的新戶，讓我們搬進新窯洞去住（這兒的窯洞也和曲沃一樣，外表看上去是平房，進門才知道是拱形的窯洞）；而那些男號——包括正牌的工人和拖拉機手，都住在破舊的窯洞和平房裡，這使剛剛到了新址的我們，感到「人挪窩活」的愉悅。
這兒被稱為勞改三中隊。進窯不久，就認知了一個定律：凡是有勞改人員的地方，都有右派。我能記下來名字的有：來自公安系統的周月明；在某大學教《西洋史》的吳士俄；地質部的老右魏石山（只記住了其號為石山，因為他善於畫貓，印章上刻有石山二字）；還有昔日在鐵路系統的勞模李綿章；曾在京劇名伶尚小雲劇團反串青衣的演員朱效梅；剩下的一個，則是在五七年反右剛剛開始時，右派大名就上了《人民日報）的王臻——他原是民政部的幹部，大鳴大放期間下放在四川考察民政，出於幫助黨整風之心，匆匆從四川回到北京。他剛剛坦誠地向黨提出整改意見，幾天之後就成了「右派向党進攻的急先鋒」。在勞改隊中，儘管五毒俱全，又在一起生活勞動；但是知識分子與其他「四毒」，仍然若同涇水渭水，色澤完全不同——所以很快，我和張滬就與「同類」中的幾個，熟悉到無話不談的地步。
最初與我和張滬接觸的是魏石山，他不僅長於字畫，還會中醫。他見張滬體態虛弱，知其在曲沃的遭遇後，出於同情之心。他建議讓她提出「保外就醫」的申請。
我和張滬對此都感到突然。當然能夠離開勞改地盤，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事；但是我們各種辦法都想過，惟獨沒有想到過走這一步棋。他說，這裡的隊幹部及其家屬，都常常找他看病——他與總場醫院也很熟悉，根據張滬的情況，被批准的可能極大。特別是這裡的管教幹部，對知識分子都挺富有同情心的。他在幾個勞改單位改造過，這裡的指導員陳大琪，是個很有見地的人。
經過我和張滬的觀察，老魏所談皆非虛言。因為從我們到這兒的第一天，陳大琪已然顯示出他的與眾不同。在對我們這些剛剛到達這兒的新號，例行完了點名和分配窯洞之後，他突然對我招了招手，讓我跟他走進他的辦公室。當時我的猜想是，這支「雙勞改」的隊伍是我帶隊來的，他找我不過是詢及一下每個成員的情況。可是我意想不到的是，他讓我在椅子上坐定後，卻扯開了閑篇：
「你這個姓氏真少見，我生平只見過一回。」
我沉默地聽著，不便隨意答話。
「那還是我上小學六年級的時候，讀到語文課本上的輔導材料，有一篇寫一個農村女娃賣葦席的故事。作者的姓氏是從，名字叫什麼，我已然記不清了；你這個『從』是不是…… 跟他一個姓？」陳大琪兩隻眼睛審視著我，「你們還沒有來，副檔已經先到了這兒，知道你過去是搞文學的，那篇東西是不是你寫下的？」
真是恍如隔世，在十多年的勞改生活中，我早就把我青年時代寫的一篇千字文忘光了。經他一提，我倒是當真回憶起來了——它發表在孫犁主辦的《文藝周刊》，上，後被納入高小語文教學的輔助教材之中。想不到事隔多年，在這個黃河之畔的勞改隊，被主管我的勞改指導提起。我只好點點頭，回答他說：「是，那是我當年寫的：您如果不提起它。我都忘了。」
「那文章我一直記得。」他說，「我是農村里長大的娃，愛讀寫農村的書。」
我點點頭，心裡也挺高興——因為讓指導員知道我的過去，並不是什麼壞事。
「從明天起，你出任中隊的統計員工作。魏石山是搞宣傳的，有不明白的地方問問他就行了。」他說，「你可以走了，有大事可以直接找我。」
第一天的經歷，讓我和張滬確認了陳大琪是一個尊重知識的人——有這樣的幹部在這兒當一把手，老魏提及的離場方案，也許真不失為一種可行的選擇。因為張滬原來就有心臟病史，加上曲沃的折騰，在病史中又加了另外一筆，我倆幾經研究，決定將她所有的病歷，由老魏呈給中隊過目；同時，張滬向上呈遞了一份請求回京治病。保外就醫的報告。說實話，當時我們只是立足於爭取，並沒抱有多大的希望——無產階級專政是鐵，對階級敵人的仁慈，就是對革命的殘忍。這是我們牢記於心的，姑且當作投石問路吧！未曾料到的是，不到一個月的光景，張滬保外就醫的申請批了下來——她從伍姓湖，提前告別了勞改生活，直到她的問題在1979年徹底平反。
一間約有12平米的窯洞，只剩下我一個人了。一個單人床，一張辦公桌，桌面上堆滿了統計報表之類的東西，剩下的就是毛澤東的著作。這裡確實像同類們所說，很少其他勞改農場令人心煩的政治學習，只有老魏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出上一期黑板報，摘錄一些報紙上的過期消息。他使用過的《山西日報》，我拿來炒冷飯般地過目一下，然後堆在桌子上，以表示自己關心國家大事。從勞改開始，近20年的光景中，我還沒有一個人住過一間屋子，因而，當白天人們都去田野勞動，我手拿著一隻沾水鋼筆，填寫著各式各樣表格的時候，內心有一種十分恬靜的感覺——就好像一隻遠航的船，在歷經了凄風苦雨的航行之後，終於駛進了一個避風的港灣。
只有到了月底，我這間窯洞才常常滿員。全隊幾十口子，都要到我這兒來買飯票——這裡最高的工資不足40元錢，一個月的伙食費用，大肚漢有20元也就夠了。我收完了錢，把它轉交到伙房，這是我的任務之一。我的惟一勞動項目，就是手拿一個由木工做好了的米尺，去丈量中隊的土地面積；那米尺是三角形的，上邊有一個轉動的木把兒，我一邊走著就把面積丈量出來了。此外，我有時還要下到勞動工地，去記錄下每個生產組的生產進度，然後造表上交給主管生產的袁隊長和中隊技術員。僅此而已！
對我來說，干這點兒事情是填不滿我的時間的。因而在收工以後，同類中的王臻和朱效梅，是我窯洞中的常客。特別是到了周末，我負責去中隊開設的小賣部買酒，王臻負責掌勺，當酒菜都準備齊全之後，朱效梅便會不請自到。他來自尚小雲劇團，不僅能反串青衣，還一專多能地會自拉自唱。我們三個人一邊喝酒一邊唱起京劇，什麼《玉堂春》、《白門樓》、《羅成叫關》、《呂布戲貂婢》……當然，為了防止有人下蛆，我們偶爾也唱《沙家濱）和《紅燈記》中的片段，這不是我們想唱的，純屬為了掩人耳目。開始時，我們是小聲演唱，因為這些舊戲都是「文革」破「四舊」中早已被打翻在地的東西；但是自從有一次陳指導員走進窯洞時，朱效梅正在地上虎虎生威地唱著楊子榮打虎上山的段子，陳指導員笑了笑，便走出了窯洞。從此以後，我們的調門便越來越高，加上有酒助興，有時竟然唱到了忘我的程度。
我在上中學時，發表文章的稿費，大都花在了看葉盛蘭的小生戲上，因而也會唱兩嗓子小生，所以我與朱效梅常常一起唱上一段，由王臻在旁操琴，兩人一直唱到口乾舌燥為止。窯洞雖然隔音，但是窗子和門是不隔音的，因而住在我旁邊的劉四、耿秀敏——以及宣傳員老魏，有時也來助興——此時的窯洞，就變成了一個周末俱樂部。據說，有的同類曾對此表示過異議，向中隊反映過「幾個右派在恢複『四舊』，應該制止」云云，但是陳指導員，對此未置可否。因而在我的記憶中，那是我進入勞改隊之後，最為開心和快樂的時光。是有意逃避當時的政治？還是借酒澆愁？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吧！反正在那一段日子裡，我獲得了「避風港」內的愉快和輕鬆。要知道，此時已是1976年的暮春時節，中國政壇正在晴轉多雲，剛剛出來主持國務院工作沒有多久的鄧小平，又陷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圍剿之中，蛛網般的政治使人無法捉摸，乾脆來個一醉方休。對我個人來說，當年對我刺激特別大的，是在這年的1月8日周恩來的病逝。這位政治老人走了，使中國政壇上少了一個 「平衡」危機的中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