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在看病時，與同類姜葆琛邂逅，在勞動之餘，便常常到他那兒閑坐。之所以在眾多的老右中，我對姜葆琛情有獨鍾，不僅僅因為他曾帶我去見過呂熒，那一面之緣的深情使我難忘；更大的誘惑是他一個人獨佔一間屋子。當時擴建化工廠廠房在即，他擔任著廠房的畫圖工作，與他談話周圍沒有耳朵，更便於彼此談心。我每次走進他那間屋子時，他都立刻放下畫圖的圓規和紙筆，與我東拉西扯地談起「文革」中的種種問題。他人長得雖然清瘦，卻很健談。他的腦門很大，臉又向里凹進去不少，由於反差極大之故，他那外凸的前額與他的凹臉，彷彿他的面部既有高山，又有盆地；他那「高山」中，像是藏著無盡的礦藏——我每每到他那兒，似都能受到啟迪。
他已經帶著我結識了王繼昆和英木蘭，在那些接觸中，他扮演的只是旁聽者的角色，我在當時還不知道他的個人經歷。待我職業病中的尋覓得到了滿足之後，有一天他對我說： 「你是不是有朝一日，想寫寫這個20世紀的『花木蘭』？」
我告訴他我的文學之夢，早已死了多年。並對他說起《折夢「桃花源」》里的一個個苦澀故事。他不以為然地搖著頭說：「干哪行，都有哪行的職業病。比如，我在生理上有『風濕性心臟病』，按醫生的要求，就該少畫圖，多休息；可是我過去學的是水利專業，從大的範圍仍然屬理工科的圈子。所以我一走進這間屋子，就像鑽進了一個怪圈一般，不動筆紙心裡就難受。你又何嘗不是這個怪圈裡的動物。你剛才說你的夢早已死了，我並不懷疑它的真實性；可是你也別忘了古詩中的幾句話：『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你不覺得這裡邊藏有人生和社會的哲理嗎？！」
在泥河一樣流著的生活中，我麻木了的神經，在葆琛的屋子裡，第一次受到強烈的刺激。是啊！我為什麼總是想對英木蘭的事情探源呢？我說：「也許你的目光入木三分，但是重新孕夢對我並非是什麼好事。」
「有什麼不好？中國這一段大歷史，自然用不著我們去勾勒；可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小歷史，誰能比你更有條件描述它？」他用畫圖的圓規，漫無目的地在紙上畫來畫去，「比如英木蘭，正因為她不是花木蘭，而是一個知識分子，歷史的內涵量才更大。」
我理解他所謂的「內涵量」是指的什麼東西。他不說破，我也不說穿——因為我們畢竟是初識的朋友。在那種環境中，常常是隔牆有耳，無論是他還是我，我們都知道我們議論的話題，已然切入了政治。所以，只要有人一進他這間畫圖室，我們便立刻變成啞巴不說，我還會起身告辭。這種出於自我保護和彼此愛護的告辭，正好說明我們的親密無間。
他有時也到我和張滬住的農村小屋裡來，張滬見他面黃肌瘦，有時也給他做點兒好吃的 ——在那個環境中，所謂好吃的不過是烙餅和麵條之類的東西。山西人多愛麵食，幾乎一年到頭也不吃一次米飯；我們這些實質上的賤民，當然更沒有擇食的餘地。無論是多高的廚藝，也只是在麵食的範圍中換來換去而已。我對葆琛的深刻了解，就是從做飯開始的。有一次，他又到我住的小屋裡來。正巧碰上張滬晚上加班，不能回到小屋來吃飯，他就挽起袖子，和起面來了。我知道他身體虛弱，便搶過面盆來——他一把推開我說：
「吃你倆做的飯是挺有味的，就是不經餓。」
我覺得葆琛有點兒可笑，因為他對我講這話時，嚴然是以一個麵食專家的口吻。
「你比我來山西還晚，從哪兒學來做麵食的技術？」在他和面的時候，我已看出他和出的面比我們和的面要硬——這是一個專門的學問。
於是他便從和面的話題中，引出了他的痛苦經歷。我真是難以相信，一個看上去弱不禁風的人，一個風濕性心臟病患者，一個昔日連一小平車蘆葦都拉不動的人，卻有力量去抗衡 「文革」。如果說英木蘭，表現的是一種恬淡中的剛毅，而姜葆琛則表現為抗爭中的不屈。他告訴我，他早就來過山西了，吃了不少山西的麵食，喝過不少瓶山西的老陳醋了。
「文革」開始時，在一天的夜晚他拖著帶病之軀，從天堂河農場逃跑了——不是逃往他的老家張家口，而是一路向南，一直逃到了紅土地帶的西雙版納原始森林。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已然使他聯想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文革」乍起時，反「四舊」反得火葬場屍滿為患，姜葆琛的理智已然崩潰。他無法理解他熱愛的祖國，何以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變成了一個人斗人、人殺人的場所。他與美學家呂熒是先後被冠以不安定分子，以「強制勞動」 的名義收容進了天堂河農場的。最初他體恤大學者呂熒之苦，為了照顧這位老人，他強使自己逆來順受；後來他發現自己已無法為呂熒解除任何痛苦，便決心逃離這個勞改農場。
在逃跑之前，他用手裡僅有的一點錢，偷偷買了一個指南針（這是準備逃到原始森林時指路用的），並買了不少的壓縮餅乾，以減少逃亡時的攜帶負荷。當時紅衛兵正在全國大串聯，鐵路交通完全處於失控狀態。他先冒充串聯的紅衛兵（當時非常方便，胳膊上套一塊紅箍，寫上「紅衛兵」三個字，再找一身沒有領章的綠軍衣穿上，便算有了護身的符咒），登上了南下的火車。
一路上心如揣鉛般地沉重，自不必說；無論哪個真造反派發現他，他這輩子就算交待了。但憑著姜葆琛精密的腦袋，早就把可能出現的漏洞，堵得無一空隙。因而在南下的火車上，他一度還成了頭面人物。他是清華大學的高才生，應付那些毛頭小伙綽綽有餘，因而一路平安。只是火車通過黃河大鐵橋的時候，他險些露了馬腳：他在清華大學是學水利的，而當初報考水利系的初衷，就是懷有治理黃河的宏大抱負的——結果在臨近畢業的五七年，就被劃成了階級敵人，使他的滿腔熱血付之東流。而眼前他成了一個逃犯，正好路過這條母親河。「喂，你怎麼掉淚了？」有一個同車南下串聯的紅衛兵，質詢他說。
姜葆琛當真不知道自己眼睛濕了，只好隨便胡說，他的母親是河南邊上的蘭考縣人，有一年黃河發大水，母親被大水給淹死了。他所以要拿他母親堵紅衛兵的嘴，因為在一般人的眼裡，沒有人會褻讀母親，這是最具有說服力的理由——當然，他的這些話純屬胡說八道，但是正是這種胡說八道，才使他南行一路平安。姜葆琛對我說：「火車通過黃河大橋時，我是對著黃河流淚了。這一是哭我們的民族，亂到了這個份兒上，那些為毛澤東打天下的勇將，也成了階下之囚；二是哭我自己，在當初為什麼非要報考大學，還學的是水利——知識越多越反動，當一個工人進了工廠，就不會有當右派的事兒了。我的家境很糟，小時候家住在內蒙古準噶爾草原，後來因為家境的變化，母親改嫁到了張家口，生活上十分困難。我不但不能給她幫助，還要她為我擔心。所以，當車過黃河時我的神經失控，不自覺地流出了眼淚……」
「你想逃到哪兒？」我似乎感覺到了，他不是一般的出逃。
「我想去雲南。其實當時的紅衛兵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借著坐車不要錢的機會，到各個地方去觀光的。與我同車的幾個中學生，就是去雲南大理。我們一路同行，他們把我當成他們的頭兒，竟沒有一個人，懷疑我是個異類。這在某種程度上，增強了我的逃亡信心。到昆明車站，我與他們分手了——我要去的是地臨景洪縣的西雙版納森林，從地圖上顯示，那兒靠近中緬邊境；我當時想的是偷越國界，離開生我養我的祖國。道理就不用說了，好端端的一個中國，突然在幾個月之間，變成了人鬼難分的陰陽界；我雖然有病，可是我寧願死在與自己的命運抗爭之中，也不願意在囚籠里受罪。」
「我不知道你去過雲南沒有，那兒土地的色澤都是紅的——從昆明通往景洪的公共汽車，每一輛都是超載運行。為了減少不必要的麻煩，我有意識地爬到車篷頂上，以減少與紅衛兵的接觸。因為快到敏感的邊界地帶了，我必須小心翼翼；不然的話，一路上的艱辛，都將付之東流。命運之神，還算可憐我這個逃亡者，在歷經兩天的行程後，我終於到了西雙版納的邊緣。在景洪小鎮，我買了些防止蚊叮蟲咬的藥品，並塗抹在了身上；然後在一大的晚上，我闖進了無邊無際的原始森林。」
「真也怪了，我這個看上去弱不禁風的病號，竟然有那麼大的勇氣，敢於走進這原始森林中來。為了逃亡，我事先查閱了一些有關這個地方的書，其中最使我害怕的是一種名叫 『見血封喉』的毒樹。只要被這種樹葉碰破了皮膚，是任何藥品也解救不了的。在茫茫黑夜之中，到處都是樹，在穿行之中，又不能打開電筒對每一棵樹，都細細察看——因而，我只有撞大運了，碰上這種毒樹算我命短。壓縮餅乾很快就吃完了，好在西雙版納的野林中，有叫不出名字來的漿果充饑，短時間內，還沒有餓死的危險。最可怕的是那些四條腿的動物，在白天穿越森林時，我常常見到它們的身影，因而當夜幕降臨時，是我最為害怕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