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它有點像是70年代的聊齋了，來到大辛庄不久，就聽到了一個富有傳奇的人物的名字——英木蘭。在磚窯有人談論她，到了配件廠對她的評說就更多。一個勞改隊中的女性，之所以能在男性王國中產生轟動效應，是因為她在大辛庄，做了一件壓倒鬚眉、震動全場的事。
有一天，磚窯40米高大煙筒的頂部，因沉積的粉塵大多，需要有人到大煙筒的頂部去疏通。勞改隊長當然只想到了男號，他在隊列前，號召能夠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人，勇敢地站出來，主動完成這個艱難的任務，以此立功贖罪。為了鼓勵勇者，隊長在大輪窯下擺了一碗酒，目的自然是以酒壯其心志，豪其男兒之膽，以完成這個誰看了都心顫的活兒。
會場死寂了多時，沒有人敢於應答。誰都知道，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活兒：這兒沒有吊車，登上那麼高的煙筒，要靠手腳並用地一格一格地爬鑲嵌在煙筒上的鐵梯。人站在地下往上看，都有些眼暈；要是從上往下看，腿肚子都會轉筋。就在隊長為難的時候，人群中突然走出了醫院的女醫生英木蘭。她剛到輪窯之下時，人們都以為她是執行救死扶傷，準備搶救險情的。沒有想到的是，這個身著白衫的英木蘭，走到輪窯的大煙筒之下，沒有任何錶白，就開始了她的生命攀登。
在場的男號都驚呆了。隊長們也面面相覷。道理十分簡單，這樣的活兒，讓一個從醫的女號去干，在勞改隊還沒有先例。何況這個英木蘭，是個在上海讀過醫科大學的女號，人又長得恬靜而淑雅，連說話都是細聲細語的。隊長們歷經了片刻的研究，大概認定她不會是到大煙筒上去自殺，便在茫然不知所措當中，沒有阻攔她的行動。結果在眾多男號面前，她一步一步地攀上了高高的煙筒，並完成了清掃煙筒上頂的活兒——英木蘭的名字，從此響遍了全場。
乍聽到這件事情時，我也在內心不無疑惑——固然婦女早有半邊天之稱，但畢竟因生理與心理等因素，不太適合這項勞動。她在內心何以會沒有恐懼，而使鬚眉們為之失色的呢？又由於她的名字與中國古代替父從軍的花木蘭，只有姓氏上的差異，又強化了我索密的潛在願望——有一天，我身體有些不適，借看病之際（她在醫務室工作），首先想看一看此人，當然更想知道她何以會有壓倒眉須的堅毅精神。
記得，那已是初冬時節，我穿著一身厚厚的棉衣，走進醫務室的過廊，那兒已經有幾個病號，坐在長椅上排隊候診。我正伸著脖子，好奇地向室內眺望，突然坐在我前邊的候診病號，拍了我肩膀一下：「喂，老兄，還認識我嗎？」
我看了看招呼我的人，他身著一件藍色的棉猴，連帽子也套在頭上，外露的只有他的那張瘦削的臉。他見我流露出陌生的神色，便把他那三角形的帽子，拉了下來。
「是在哪兒見過你，只是……」
「你還記得有一個人，帶你去見死前的呂熒嗎？」
若同一道從天而落的閃電，我的思維立刻被照亮了：「你是姜葆琛？是在清華大學被劃成的右派？早聽說你也來到這兒了，只是總在大院外邊幹活，沒能見到你。」
說實話，他如果不提起美學家呂熒，我是無論如何也認不出他來的。因為我和他昔日只有一個小時的見面機緣。但是姜葆琛能夠畫龍點睛，一提呂熒的名字，就打通了我的全部思路。
我們倆緊緊地握了手。雖然我和他的邂逅，給我帶來了快慰，但我的中樞神經，仍然在英木蘭的精神光環籠罩之中。在我看來，她的不凡絕非來自於天然，一定有著造就她的不凡的社會基因。因而，在我與姜葆琛初見時的話題，既非他，也非我，而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一個奇異的女性。葆琛對她的情況也只是略知一二，他告訴我英氏家族，在解放之前的北京，是個名門望族。她出身於一個天主教會的世族家庭，在解放後不久，她的父親作為反革命被捕坐牢；她也因其父親的問題，而被開除出上海震旦理工學院醫科專業，後來聽說經受過比我們勞改還要嚴酷的監獄生活。至於更具體的情況，他也無從知道，但他告訴我，想要了解她並不難，因為她的愛人王繼昆是個老右，也在這兒勞改。
「你認為她為什麼能有那麼驚人的毅力？而又那麼默默無言？」
葆琛君低聲地回答我說：「反正不是『老三篇』顯靈！」
「那又是什麼力量顯靈？」
葆琛君突然反問了我一句：「你為什麼關注這件事，是不是又犯了你作家的職業病了？」
我無言以答——我當真不知道一個女號的行為，為什麼會對我產生這麼大的誘惑。在我的小屋中，我曾與張滬探討過英木蘭的精神動力問題，她與葆琛君的看法一致，說我死去的文學夢，被這件不凡的事情，給重新點燃了。我極力否認這一點，我說我只是在渾渾噩噩的生活中，發現了並不渾噩的人——而且她是個女人。
輪到我進屋去看病了。她在為我看病，我則在仔細地審視她。致使她覺得我這個病號，目光中流露出異常。她先用手擦了擦她的臉，以為她的臉上帶有什麼污垢。我連忙低下了頭，怕她把我看成一個流氓。
「名字？」她說話是簡短的。
我告訴了她。這回輪到她來審視我了，她說她給張滬看過病，知道我們的一些情況。我沒有在眾目睽睽之下詢及她爬大煙筒的事，這不僅因為看病的病號挺多，還因為我和她只是初見，在此時此刻我如果談及這一問題，不僅十分莽撞，而且有失禮儀。所以她給我開了葯，我立刻就走開了。但是她那形象，無論如何也不能讓我把「無畏」這個字眼，與她聯繫在一起。她體態倒是並不單薄，但是她臉上那文文雅雅的氣質，怎麼能使人和爬高高的煙筒鉤連在一塊兒呢？直到很久之後，葆琛專為此事，帶我去找了她的丈夫王繼昆，後來又漸漸與她熟悉了，才算對英木蘭的堅毅之舉，有了銘刻於心的理解。這種理解不僅是對她個人的，也是對歷史和社會的；還可以視為對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別一種類型的認知——因而，我在這裡不能不多花費些筆墨，忠實地記錄下這個勞改中的奇特人物。
她落生於1933年9月的北京，我與她同庚但她比我小著半歲，當我17歲那年，正在中專讀書時，她已經成了階下之囚了。按法律，不足18歲的未成年人，何以成囚？這是一個法律之蝕。反正她與幾個在教會就讀的同學，在同一天的晚上，都被帶進了公安分局。逮捕她的理由一直是個謎：一個從小進了教會辦的慈幼院的孩子，少年時代進了教會的輔仁女中，16歲進了震旦大學的年輕知識分子——即使是教會辦的學校，她的家庭又是信奉天主教的世代家庭，似也沒有被逮捕的理由——因為她當年才17歲呀！
進了分局對她震動比較大的，是從分局向提籃橋監獄的轉移，持槍的武警，先把她們五花大綁地綁好，然後讓她們兩個人一對前後對齊——她當時有點心顫，以為是一顆子彈，可以射穿前後兩個人的腦袋哩！但是武警並沒有處決她們，而是把她們押送到了監獄。
英木蘭說：「過了沒有被槍決的一關，我就不知道什麼是害怕了。由於當時我的年紀很小，倒覺得裡邊挺好玩的。牢房留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四周的牆都是黑色的。還有使我覺得新鮮的，提籃橋監獄是一座上下相通的樓，從上可以直接看到下邊，這個陌生的角落，使我有一種身在教堂的神秘感。當時，吃得當然比不上在學校，但是每吃一次雞蛋，出於從小受到的教育，我都讓給別人。我最小，我該這麼做。當時我就懂得人活在世界上，沒有比付出更神聖的事了。」
「付出」這兩個字，對我很有啟迪意義。所以我有如此的感受，與英木蘭後來在生活中的一連串的付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她在監獄裡關押了一年多，終因沒有具體罪行而被釋放。她回到故園北京時，年僅19歲——這時她才似乎明白了一點點，她是因父親的株連和宗教的關係，而進監獄的。她的父親英純良（英千里之弟），因昔日參加過胡宗南的部隊，後又脫離了國民黨，在輔仁大學擔任國語系教授，專事文學的教育工作——他認為脫離了國民黨，就再也不是國民黨了，解放後「沒有登記」，因而在1953年鎮壓反革命時被捕，被判處7年徒刑。其父如此，其女亦然——這種血統株連，一直像影子一樣追隨著她。
回到北京以後，她從事醫療工作。儘管她在震旦醫大並沒有畢業，但是她天性聰穎，對醫學苦苦鑽研，在一家震旦學長開設的診所里，很快成了一個優秀的醫生。但是好景不長，幾年之後，反右派運動開始，她並沒有任何反動言行，可是追隨她的那個影子，並沒放過她，在1958年，她被勒令停止了醫生的工作——與社會上的「五類」分子，一起被送往京西一個勞動地點從事運輸的裝運工作。
當時的她剛剛20歲出頭，不但有充沛的體力，更有樂於助人的精神。無論從事什麼勞動，她都是個佼佼者。為此，到了那兒沒有多久，便被調到運輸廠的醫務室工作。那個簡陋的醫務室，沒有任何外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