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苦戲正式開鑼，我的母親脖子上被掛上反革命家屬的大牌子
因為我們中的絕大多數，雖然己夢斷巫山，但是因為我們是50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那無法去掉的歷史胎記，還常常使我們對生活自作多情，與已不復存在的鴛夢藕斷絲連。
中國的政治運動，幾乎無一例外地從文藝開始。1964年從批鬼戲《李慧娘）開始，之後，馬上續上了大批黑戲《謝瑤環》、《早春二月》、《北國江南》……到了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出籠，實際上已拉開了「文革」的序幕。我們這些 「二勞改」，是每天晚上學習都要讀報紙的；但不知是被階級鬥爭搞得神經麻木了，還是我們在「桃花源」有時也能自得其樂之故，竟然沒有從報紙的字裡行間，嗅出中國的一場血腥之災，已初露端倪。直到1966年的夏天，北京的砸爛「四舊」開始，我們才如夢初醒。我們桃園班首先家裡出了問題的是陳雲誠，他的身份不是右派，但他是國民黨在台灣高官的兒子，於是他在北京六中教書的妻子，被紅衛兵關進了六中進行暴力批鬥。夜晚，紅衛兵又惡作劇地從窗外，向被拘於教室水泥地上的她，潑尿拋石。陳本來是有家可回的——此時他變成了不敢回家的人。
我自然聯想到母親和兒子。儘管我的父親死在了國民黨監獄（因要奔往延安），但我的出身是地主家庭，加上我和張滬都進了勞改隊，「文革」將要波及到他們是必然的。中隊以保護我們的安全為由，採取了雙周休息一天的辦法；殊不知這使我及我的同類們，更加心急如焚。終於盼到了休息的那一天，我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騎車到東四人民市場，找到同院在那兒當售貨員的鄰居劉嫂，詢問了我母親的情況。
她躲開別的售貨員，用最輕的聲音對我說：「你先不要著急回去，等天黑了你再回也不遲。你母親前幾天，已經被紅衛兵掛上一塊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裡看過你媽，她精神還不錯。」
「抄家了嗎？」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沒有啥東西了。」劉嫂說，「讓你媽著急的倒不是她自己，紅衛兵揚言要去農場斗你哩！」
「劉嫂，身在公安局的勞改隊，已經是接受專政了。您可以放心，那兒目前倒是一個保險箱。，，
「那就好了。」劉嫂說，「這是你媽最掛心的問題。」
我不敢在劉嫂身邊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較晚，出了人民市場後，我沿著小衚衕轉了很久，待天大黑了以後，我才偷偷溜進院子。屋門沒有關，我輕輕一推，就進了屋子。真是最知道兒子的莫過於母親，她聽見我的腳步聲，就從裡屋走了出來。直到今天，我還記得當時我對母親的第一印象：她手上沒有蘇三起解的木枷，身上沒有蘇三的綵衣；但是垂掛在她脖子上的那塊大木牌子，卻完全與囚徒蘇三頸上的木枷一樣。特別使我心動的是，那塊大木牌子不是用繩子拴系著的，而是用鐵絲掛在脖子上的。由於木牌又大又沉，母親的脖子被鐵絲勒成一道深深的溝槽——因而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用手去摘她頸上的牌子。母親一下撥開我的手說：「不行！不行！」我說：「晚上沒有人來，您怕個啥！」
「隔牆的街坊就是紅衛兵，說來就來。你還是少惹一點是非吧！」
我拗不過母親，只好鬆開我的手。然後拿來一塊布片，墊在了母親的脖子上——這樣可以減輕一點她的疼痛。母親不放心地聽了聽窗外，驚恐地對我說：「沒有打我，就算阿彌陀佛了——你聽，東院吳家正在打人哩！」
我側耳聽了聽，當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剛才我進家時，精神太緊張了，竟然沒有聽見這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
「我看你還是連夜回農場去吧！」母親央求我說，「一旦他們知道你回來了，是會來抓你的。聽媽的話，你看媽沒傷著胳膊斷了腿的，你也就放心了。掛牌子就掛牌子，掃街就掃街，只要人在，比什麼都重要。」
這時我才發現，我的兒子不在屋裡。母親告訴我，她不想讓孫子看見奶奶這個模樣，運動一來，她就把孫兒送到姥爺家中去了。母親能如此從容而清醒地面對亂世，使我有些吃驚。細想起來，似也不難找到生活依據：我四歲喪父，母親與我相依為命（我無兄弟姐妹，是獨生子）。上中學時，有一段時光是母親靠當保姆的收入，來供我上學的。可以說她從年輕時，就受著生活的煎熬；1955年我才從河北老家把母親接到北京，她沒過上兩天好日子，五七年的反右就開始了。我和張滬雙雙被送往勞改隊，家中扔下了不滿一歲的孩子—— 到1966年，她帶著孫子，已經苦度了7個年頭了。也許只有在苦水中泅渡過的人，才有對各種突發苦難的應變能力。我木呆地望著苦命的母親，淚水立刻盈上了眼眶，我真想把她頸上的那塊反革命家屬的大牌子，取下來掛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傷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我只好安慰她說：「媽，我一定要陪您過一夜，這麼晚了，沒有人會來找我。」
「你進院時，有人看見你沒有？」她神色不安地盯著我的雙眼，似乎是想從我的回答中，判斷我的話是否誠實：「外院的一家人里，有個中學生當了紅衛兵——紅衛兵來咱家搜查時，她是跟著一塊兒來的。」
我繼續寬慰著母親說：「我是悄悄溜進門來的，沒有人看見。」
這是一個不眠之夜，不要說隔牆的吳家，武鬥聲聲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沒有任何聲音，我也不會產生一絲睡意了。當我和媽媽囫圇個兒歪在床上之前，我母親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上的那塊木牌，我硬是從母親的頸上取了下來，答應她只要聽見人聲，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上——母親這才上了木床。
母親說：「造反的紅衛兵說了，反革命家屬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這個院子里的——要換城裡的無產階級來住。」
我說：「媽，您一切聽他們的，不然會吃虧的。」
「總不會送我回鄉吧？」媽說，「我一個人回鄉還沒啥，可是我走了小眾怎麼辦？他姥姥、姥爺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學，這不是愁死人么！」
「走一步說一步吧。」我滿腹愁腸他說，「實在不行，跟著我去勞改隊。」
「那可不行，他還是個小娃兒。」
我說：「在茶淀有帶著兒子，女兒進來的——他是北大的助教。」
「寧可我帶著他去要飯，也不能讓他去你們那兒。」母親的口氣非常堅決，「你們倆就這麼個孩子，到裡邊學不了好。我捨出老命，也要讓他成人。」
直到凌晨3點，我和母親的主要話題，就是一旦發生什麼不測，我小兒子的去向問題。其間，我母親還不斷地打開手電筒，看著桌子上的鬧鐘——她不敢開燈，怕驚動周圍的四鄰。大概是到了4點鐘左右，母親催我立刻回場。昨天夜裡回家時，我沒敢把自行車推進院門，為了不把自行車丟了，我頗費了一番腦筋。沿衚衕走來走去的時候，我看見一個夜裡也開著小窗口的藥店——只好跳河一閉眼，把自行車放在了那家藥店的門口。昔日我回家時，母親早晨要給我做飯；此時此刻，再沒有這種可能了——我像一個離開黑店的賊，失魂落魄地匆匆溜出宅院，直奔我放車的那個藥店。老天還算有眼，沒有讓我坐車返場——那是會遲到的。我騎上自行車，離開了東四北大街。
在穿過南長街的時候，我見到了慘不忍睹的一幕：此時天剛微亮，一群紅衛兵在鬥爭一個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陣式，是連夜的批鬥會，無論是斗人者還是被斗者，神態都已走形。皮帶、鏈條雖然還在對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顯得有氣無力。當然那被打的老太大，此時若同一隻死狗一般，我看不清她到底還有沒有呼吸——我猜想她還活著，不然那些紅衛兵應該早已散去。大概是為了提高鬥志，有一個男紅衛兵突然喊了一嗓子：
「嘿！該你們長頭髮的發揮威力了，『半邊天』不能只是站腳助威呀！給我上——」
幾個原本站在外圍的女紅衛兵，便一起擠上前去。她們沒有打那個老太大，但是卻比那些用皮帶和鏈條抽打，更為刺激人的中樞神經——她們中間里的一個勇敢者，竟然跳到那老大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地，在上面踩個不停。她一邊踩，一邊對那老人喊叫著：「你這死頑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來就踩死你這資本家！」
我大著膽子探頭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來那個被斗的老人手裡死死攥著一張紙條——那可能就是紅衛兵索要的房契。她或許已經死了，不然的話，為什麼那些皮帶、鏈條就是不能讓她鬆開手掌呢？當然也不排除那個老太太是個「葛朗台」般的有產者，寧捨命也不舍那張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車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個不管是不是屬於「葛朗台」型的老人，要去她應去的 「天堂」是無疑的了；可是那個女孩，怎麼會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這一手段呢？！按年紀算，她不過十六七歲，剛開始步入人生花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