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這一年的二月，老右中家居北京的有兩個人被允許回家探親，我是其中的一個。能夠在專政機構中受此厚待，在我看來完全出自於董和高對我的同情。前一節，從董和高與我的談話中，讀者已能管窺到一二；兩個人所不同的是，高說得比較含蓄，而董的談話則更為赤裸。
那是一個周六的黃昏，我從菜園種菜回來。剛剛走迸鐵絲網編織成的大門，門口值班室的值班員李喜蘭，就對我說：「董指導員叫你馬上去他辦公室一趟。」他對我說起這件事的時候，神情多少有點詭秘。
我有點兒奇怪，因為下午董還在菜園巡視，並為了何修儉的一句活，對我們進行過訓政。他是常常在勞動工地找老右談話的，為什麼他不在工地找我，而偏偏讓我下工之後，立刻去他那兒呢？是不是何修儉的事還沒算完？！其實下午發生的事情並不大，但是董為了這件事，動了肝火。我們種菜的菜園，周圍是擋風的風障，它是為了防止春寒把春菜凍死，用秫秸夾起來的籬笆牆。因為這種透風的籬笆是不隔音的，何修儉聽見有腳步聲，便對同類們說了一句：指導員在扒著籬笆縫兒，偷看我們幹活呢！他的意思不外是提醒同類，不要站在那兒給鐵鍬號脈——快點幹活。
此話被董聽見了。他拐過風障之後，立刻讓我們停下手中的活兒，對我們說道：「你們是人，又是人中的知識分子。我有什麼必要，非要偷偷看你們幹活不可——你們中的誰這麼講，本身就是自輕自賤。磨道上的驢子，才要有人看著呢！如果這些話，出自那些流氓、扒竊者之口，我用不著這麼認真——你來自石油學院，是有文化有知識的大學生，怎麼能這麼說話呢！你講了這話，實際上就是自我墮落！就是自我輕蔑！何修儉，回去好好檢查一下思想。這對樹立你們的自尊自愛是有的放矢。一場大饑荒，餓丟了許多知識分子的自尊。」
何修儉低下了頭。
董維森的臉漲得紫紅。
這是我來三畲庄之後，第一次見到董維森對我們發火。因為這個火發得有思想深度，因而同類們並沒因為董的發火，而對董有任何非議；正好相反，董在老右之中威信一直很高（我們平反之後，許多路過北京的外地老右，如上海的程海炎，福建的張志華……還特意想去看望董，只是因為董當時在北京西城公安分局工作，因其工作忙而沒能見到罷了。這在中國的勞改史中，是罕見的）。李喜蘭的話，讓我首先想到的是下午發生在菜園裡的事情，董是否在今天晚上，要何修儉在小隊做檢查？！
我沒脫工服，就直接奔向了董的辦公室。一件讓我想也沒有想到過的事情，就那麼簡單地發生了。他說，經過向上級請示，我可以在今天回家，明天晚上按時歸隊。注意事項就有一條，回到家之後，先向派出所報到——這本來是毫無意義的事，但卻是必須例行的公安條例。
我已經回憶不起來我當時說了一些什麼話了；但是由於強烈的感情衝動而引起的狂烈的心跳，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本來我下午去菜園，是專為這件事情而去的。中間出了個何修儉的問題，我就把這件事給忘掉了。現在你洗洗臉，換身乾淨衣服就走還不算晚，從黃村開往市內的公共汽車，大約一個小時的樣子。你有買車票的錢沒有？」
「我有。」
「那你就早一點兒動身吧！」
我向董表示了謝意，急忙出了他的辦公室——因為對我來說，這是天大的喜事，當我突然出現在老母親和小兒子面前時，我難以想像這一老一小會不會認為是在做夢！但是幾年勞改生活形成的行為本能，還是讓我立刻又走進董的辦公室。我說：「是不是有什麼手續之類的東西，比如放我回家的證明信什麼的……否則派出所會不會認為我是個逃號？」
董維森笑了，對我說了一句不是玩笑的玩笑話：「我說從維熙，你真是被關呆了，逃犯有自動去派出所報戶口的嗎？你別在這兒疑神疑鬼的了，公安機關都是一家子，彼此會互通消息的。」
我走了。
我第一次走出勞改隊的鐵絲網。當我更換衣服的時候，同類們自然羨慕不已。我至今還記得曹克強咧嘴笑時的那一口黑牙：
「同學們，你們不信也得信我曹黑子的預言。想當年我的老祖宗曹孟德，在赤壁戰船上，見烏鴉繞船而飛，我們那位老爺子知道那是凶兆，於是有酒後賦詩，裝瘋賣傻地在舞戟之時，刺死了他身旁的謀士。我們那位老爺子，以為見血就可以避凶，躲過赤壁之災；可是他忘記了一點，烏鴉這種玩藝兒，對權勢來說是沒法逃避的剋星。反過來說，對於無論甚的賤民，則是大吉大福之兆。維熙你老兄能夠在今天回家探望老娘，都托那泡烏鴉屎的福。」
我只好說：「大家同福！大家同福！」在一片嘻笑聲中，踏上了返京的路途。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沒有吃晚飯居然不知道肚飢。黃村車站，在團河農場的西南角，而三畲庄則在農場的東北角，我要徒步穿過大半個農場。因為適逢周未，見許多刑滿釋放或解除勞教後強制留場就業的農工，騎著自行車逆我北上。我想，有那麼一天，我也可能成為那些「飛鴿」中的一員，每個星期有一次回家的機緣。但是我的心又有些酸澀，難道一個知識分子，最好的結局，就是納入「飛鴿」的隊伍？茶淀的老鄉戲稱這些就業人員為二勞改—— 就是說你就是有三頭六臂，也難離開專政的囚籠——這不是我的近慮，而是我的遠憂。
我是在永定門轉乘開往市內的公共汽車的。冬天大黑得早，沒走出農場時天已然黑了，待等汽車快要開到我闊別了三年多的那條魏家衚衕時，街上已經行人稀疏。我暗自慶幸我是晚上回家，沒有熟人能認出我來。但隨著離家越來越近，我的心不知為什麼狂跳了起來。不遠處傳來小販吃喝著叫賣「紫心蘿蔔的聲音——這聲音我是非常熟悉的，昔日的冬夜，每到這個時刻，我都丟下耕耘之筆，跑出院門，買上一個又涼又脆的蘿蔔，嘎叭嘎叭地咬上幾口，以助文趣。但此時我卻怕與那個賣蘿蔔的老頭碰面，他走北牆根，我走南牆根——一句話，我完全是一個過街老鼠的心態，似乎那些與我無關的路人，都是兩隻眼睛盯著我的貓。
古語說：作賊心虛。在那個專政年代。不是賊的人，內心也像是揣著一隻兔子，七上八下地不得安寧，我就是其中的一個。記得那天，幸虧把門的高家，還沒有關上院門，我輕輕推開院門，又輕輕地關上。我家住在後院，可想而知我會腳步無聲地穿過前宅。當我來到後院我母親和我兒子住的西屋時，三間屋子裡還有一間亮著燈光。我一邊叩打有燈的那面玻璃窗，一邊輕聲喊了一聲：「媽——」
「誰呀？」
我的心在顫抖，我聽見母親的聲音同樣失去了常態。
「是我！」
夠了。世界上最熟悉兒子聲音的是母親，她匆匆地拉開了屋門別棍。老母親開門的速度之快，顯然是由於她的興奮和驚愕。然後，她匆匆地關閉了房門，滿臉恐懼地對我說：
「你怎麼回來了？」
「媽，您放心，是隊長叫我回來的。」
母親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我的臉：「是真？」然後，淚水便像小河一般，淌下她的雙腮。
臨近家門時，我已做好了心理準備：絕不流淚。家裡家外。就我這麼一個男子漢了，不能對一老一小輕灑淚水。我笑著對母親說：「我能回家您該高興，說明我的問題有希望解決了。」
媽媽一邊擦著眼淚，一邊喃喃地說：「你可瘦多了！瘦多了！」
「您不是說過人太胖了不好嗎？現在我們能夠天天吃上白面饅頭了，比茶淀強一百倍了。」我說，「您想想，團河才離家幾十里地遠，等於就在您的身邊！」
母親還想多說些什麼。我說：「為了能早點到家，我還沒吃飯哩！」
這句話起了作用，母親趕緊捅開火爐，給我弄吃的。借著這個空檔，我悄悄走到床邊，仔細端詳與我闊別了三年多的小兒子。他仰面睡在床上，臉兒鼓鼓的像只皮球。一定是他白天玩累了，我與母親剛才的一切，他一概不知——不知道也好，不要讓他的夢隨著我和張滬的處境，而變得像破碎的肥皂泡。過早地告別童真，對孩子是個最大的痛苦。眼下他還不知道什麼叫右派，也還沒有懂得那道政治代數題——右派＝反革命；一旦他知道的多了，光潔的額頭上，會提前出現皺紋的。
我親了親他的臉蛋，又給他掩掩被角，坐在桌前吃母親煮好的熱麵條。之後，我和母親度過了一個高興又酸楚的夜晚。我們是三代人擠在一張大床上睡下的，母親告訴我寫字檯上堆起的老高老高的一摞火柴盒，是一老一小的主要謀生手段，孩子姥爺（張滬的父母親）每月支援一點，加上我曾有一點稿費存款，日子還能對付。我對母親說的幾乎都是讓她寬心的事，比如，報社把搜查時拿走的東西，如數退還了等等（其實是否如數，我根本不知道）。我至今清楚記得母親說了如下的話：那書咱就別要了，你看看這些年倒了霉的都是你們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