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完行李，站隊點名經過檢查沒有發現有一個逃號，那「楊子榮」冰凍的臉上露出一絲溫意，並在隊列前，對我們進行了第一次訓導。他說：「凡是跟我來營門的，都是有福分的。這兒是勞改礦山，下礦井的壯勞力每月糧食定量52斤；此外還要發工作服和柳殼帽。」每月52斤定量，在饑荒年間確實是個十分誘人的數字，不要說那些「盲流」和扒竊犯，就連我都為這個數字而心動。在饑荒席捲中國的1960年量器秤桿脫銷，除了特權和社會上層「不知餓漢飢」之外，幾乎家家買了秤，每頓飯都計算下鍋的米。我住家裡的外院有五六家，家家都這麼干。至於「天府之國」四川以及產糧區河南也餓死數以萬計老百姓的小道消息，已是烏鴉滿天飛。「瓜菜代」年月應運而生了一批喪盡良知的謊言家，在報紙上硬是把「人造肉」說得和豬牛羊肉含的熱量差不多。既欺人，又欺己，這一切僅僅為了符合形勢需求。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每月能有52斤糧食進肚，當然又是一張最大的安民告示，因而當這位「楊子榮」訓話之後，在崗樓下的空場上，竟然爆發出一陣炒豆般的巴掌聲。掌聲過後，又引發了「土猴」們一陣鬨笑，這是因為他自報姓名時，他也姓楊，因而當真落了個 「楊子榮」的綽號。
勞改鐵礦的礦長姓什麼，我已然記不清了。只記住管教股長姓嚴，他有著知識分子的臉型，但語鋒尖刻犀利如刀。還有一個小個子，人長得黑不溜秋的，姓王。給我留下深刻而難忘記憶的，是那位曹隊長。他中等身量，一隻眼睛略略大於另一隻眼睛，每逢在隊列前訓話時，那隻略大的眼睛裡，常常墜下一兩滴淚水——那叫風淚眼。害這種眼症的人，一遇風就落淚，而塞外的風一年四季很少有間斷的時候。
從地鋪搬到了大土炕，從吃窩頭變成偶然吃上白饃。生活上浮了一個等級，多少給人帶來一些快慰。但精神上那根囚繩扣兒依然系得緊緊的，集合、站隊、出工、學習、訓政，此外就是吃喝拉撤睡。睡，還是幾十個人睡在一條大炕上；吃，雖然口糧定量提高，但其中有一部分是高粱面，使不少人患了便秘症。礦山醫務室沒有醫治便秘的藥物，使人苦不堪言。我到礦山不久，就得了這個病。在大便坑蹲上半個小時，用勁用得連眼淚都流出來了。大便也排泄不出。記得有一次，出工在即，我雙腳蹲麻了，還是拉不出屎來，沒有辦法，只好用手指摳肛門，把那硬硬的屎團，從肛門中摳出來。留在手上的除了糞渣還有鮮血——那是我把肛門摳壞了。收工回來一看，褲權上留下一片紫黑色的血斑。由於礦山常常吃高粱面，這種令人作嘔的摳屎動作，便周而復始地循環，好在大家都這麼干，在群醜當中也就不覺得自己丑了！
仔細分辨一下，害這種病的多屬於知識分子，在土城領著大夥唱《東方紅》的右派徐恭謹，一機部的俄語翻譯右派程海炎，還有和我同時被送往土城的北京日報的編輯趙筠秋…… 可能由於知識分子消化系統細嫩之故，簡直對高粱面窩頭望而生畏。後來，東北來的小盲流那德廣（和我分在一個班），出於對我的同情，積攢下玉米面窩窩頭和我交換高粱面窩窩頭吃，以解我之危。像在土城一樣，這種交換隻能秘密進行，不然就會被指責為「彼此拉攏」。按照改造規定，這裡的人只有彼此監督互促改造的關係，而不許有任何友誼來往。我實難揣摸這個小盲流究竟有多大的腸胃，我和他每次交換，都是以多換少，而他總是像餓死鬼投生的一樣，把窩窩頭風卷落葉般地吞下去；還嫌不飽時，便搶起小鋁盆咕嘟嘟地喝下半盆水，弄上個水飽。
這種飢餓症的表現千奇百怪。用舌頭舔凈粥碗的聲響，前文已經寫過這裡不再贅敘；他們有的人還把在院子里拾到的小木屑，在磚上磨出木刃來當小刀使，把窩窩頭切割成指甲大小的小方塊，再用小木刀刀尖挑起，一小方塊一小方塊地往嘴裡送。好像這是生活中的最大享受，消磨的時間越長，心理上越感到滿足似的。按照物質不滅的學說來解釋，無論大口吃窩頭和慢慢品味指甲蓋似的小塊窩頭，到肚子里總量是等同的；但饑荒給社會底層留下形形色色的扭曲症，導致了精神變態。這種變態在勞改隊有極大的感染力。小盲流那德廣也很快學會了品味窩頭的「慢動作」，他那雙巧手把碎木片變成了各式各樣的刀叉，用這個插一小塊，再用那個插一小塊，一頓中飯或晚飯，能品味上一個鐘頭。
最初，我對這種病態表現，投以鄙夷的目光。後來見的多了，也就不覺其怪了。可是令我不解的是，監房裡還不斷出現偷竊食物的行為。52斤口糧，按說是能吃飽肚子了，但食物丟失的紅燈不斷報警。一大早晨，起床的哨子剛剛響過，躺在大炕最頭上的「天津衛」 （我記不起他的姓名了）便用拐彎的天津腔罵起來了：「我×他八輩祖宗，誰他媽的把我油炒麵給偷走了？我×他媽的，家裡從天津往這兒寄這玩藝兒容易嗎！」
大夥七嘴八舌地議論了一陣，把疑點集中在一個姓傅的中年漢子身上。據說，他是個慣竊，專門在大輪（即火車）上作案。當天正好是個霧雪交加的天氣，勞改隊長擔心有人借大霧逃號，便歇工半天，召開這個賊的批鬥會。
在土城我沒見過這樣的陣勢，先在那漢子脖子上掛上四塊紅磚（一邊兩塊），然後責令他跪到地當中來。沒有任何論證之前，幾個「氓爺」就上前一陣拳打腳踢：
「臭賊！是你偷的不是？」
「說！」
「別死魚不張嘴！」
「爺兒們哥兒們可有辦法撬開你的鐵嘴鋼牙！」
那漢子鋪位在對面炕上，和我的鋪位正對門。初來礦山那幾天，由於他患有二度浮腫，走路還要扶著炕沿，看他行動不便，我曾幫助他端過一回洗臉水。他臉色虛黃如紙，兩腿粗腫得像發饅頭用的面肥。他每天掙扎著去出工，是為了那52斤糧食（病號口糧28斤）。有一次在集合出工時，隊長曾強令他留下，他還是偷偷地尾隨在隊伍之後，跟著大隊伍去出工幹活。這樣一個病號，此時跪在兩炕之間的走道上，脖子上還墜上沉沉的磚，引起了我的極大同情。扭頭看著那位勞改隊長，不知何時他已經離開了監舍，後來才知道每逢遇到類似的事情，隊長都退避開去，沒看見打人，不算他的過失；看見施刑，而不加以制止，那是違反政策的行徑。留下「五毒」們「以毒攻毒」，隊長可以不承擔任何責任。說得更直接一點，有的勞改隊長就是有意縱容罪犯自己懲處自己，相信拳打腳踢對改造囚犯的特殊效能。
可是這個漢子是不是真的偷吃了「天津衛」的油炒麵，卻幾乎沒人問津。
幾個耳光打過之後，那姓傅的浮腫號嘴角便滴下血來了。這時，才有人提出，留他一口氣，但必須讓他承認是他偷的。因而武鬥的間隙，審訊並沒有停止：
「說，是不是你偷吃了？」
那漢子聲音極低：「不是！」
「再給他加溫！」
於是脖子兩邊的繩頭上，變成了六塊紅磚。
「說！」
「我沒偷。」
再打下去那漢子就該歸西了，這場無端毆打和無端審訊只好收場——僅僅因為他的前科是個竊賊。如果他確實偷了油炒麵，那是因為飢餓，他浮腫的身體需要大量的營養補充；如果他確實沒有偷，那「天津衛」因為兩三斤油炒麵而動怒，也是因為他自己需要補充營養。至於那些「氓爺」對一個浮腫的同類，大打出手，除了產生於本能的職業病之外，就是饑荒年代的歇斯底里病的大發作了。
由於上述的種種緣由，家屬來礦山送食品的很多。政策規定每次送來的食品不得超過二斤，但是那個勞改隊長對數量檢查也不那麼認真。所以，如何把帶到監舍來的食品，確保吃進自己的肚子而不被竊賊偷吃，就成了一樁大事。最原始的方法就是出工時把食品背在身上，收工後摟在被窩裡；有的人夜裡上廁所也要帶上，以防眨眼的工夫食品丟失。老母親給我郵寄來的食品，因夜間我在廁所摳高粱面屎球的時間長了一些，一盒「桃酥」被連窩端了。我很難過，因為這個賊咬噬了一顆老母親的心；我沒敢聲張，因為那種武打的場面令人心悸。
我沒有浮腫，身體在「五毒」中屬於上等貨色。平日沉默寡言，幹活卻很賣力氣。到礦山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被任命當了勞改組長。營門依山，我們乾的營生多是和石頭打交道，不是修砌「溜子」，就是在井上搬遷送往井下的機械設備，間或也帶著十幾個組員，揮鍬往卡車上裝煉鐵的礦石——延慶有個勞改鋼鐵廠，營門鐵礦就是為這座鋼鐵廠的吞吐而開掘的。
與我同組的成員，能記下名字的已經寥寥，只有其中的三個，我難以忘卻。一個名叫周林，他原是門頭溝的一個理髮員，因男女關係構成的罪過進土城來營門的。到營門後繼續干他理髮行當，並為我理過發，因而我記下了他。第二個組員叫李玉銘，之所以歷經三十多年的風雨蠶蝕，而不忘他的名字，因他家住在北剪子巷，和我家住的魏家衚衕只有寸步之隔。正是由於地理關係上稍近，在組內他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