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汪的老頭大概前列腺有毛病；一夜起來解小溲幾次，有一次他見我靠壁靜坐，曾提出互換位置叫我在他的地盤上睡一小會兒，我謝絕了他的一片好心。和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一樣，帳篷里也不關燈，一隻偌大的尿桶擺在靠近帳篷門帘附近的地方，不時有尿鹼臊氣鑽鼻。除我之外，那些老號們睡得都很香，似乎他們的鼻子對這混濁的臊臭之氣已經司空見慣了；間或有人起來嘩嘩地撤一泡尿，帳篷里依然是座不起波瀾的死城。
倒尿桶差事按鋪位輪流。按道理講，一個星期以後才能輪到我。是不是因為我是剛來的新號，值班班長點名要我去倒尿。這倒挺合我的心思，因為藉機可以到帳篷外面去透透新鮮空氣。吃早飯了，粥桶放在尿桶擺放的地方：在這「蒙古包」內，「裝車」和「卸車」在一個地方，食物裝進肚子，黃尿排泄出去。但是，隊長講起人道主義來卻毫不含糊，飯罷那面孔黧黑的管教幹部發布命令說：「政府對俘虜都講人道主義，對你們也不例外，今天上午給你們衣裳消毒，用蒸鍋蒸煮虱子。帶來衣裳的換衣裳，沒帶進來衣裳的，圍上棉被。快入 『九』了，別著了涼鬧感冒。」
一聲令下，紛紛脫衣。有衣可換的拋出自己的臟衣裳，沒衣裳可換的圍被而坐。在一片混亂中，鄰居汪老頭對我耳語道：「這是擺花架子，棉被縫裡都成了虱子窩，煮衣裳有屁用？」說著，他從棉絮上捏出一個大黑虱子，放在掌心裡讓我看。「瞅！喝血喝得像口小肥豬了。」
「虱子多了不咬，賬多了不愁。」我說。
大值班發現我們在交頭接耳，立刻說道：「你們昨天就搞窩窩頭的拉攏，今天又搞啥名堂哩？」
我忙扭回頭坐直了身子。
那汪老頭兒一伸巴掌：「沒搞什麼拉攏，我讓他看大個兒的黑虱子！」
大值班伸頭看了一眼：「捏死它！」
「這是棉被裡邊的。」老頭兒說，「是不是把棉被也拿出去凍凍！」
有人說：「虱子不怕凍。」
又有人說：「去曬棉被，我就得赤身露眼兒了。」
「流氓——」值班班長訓斥同類道，「政府為我們蒸煮衣裳，已經是為我們健康著想了，別扒著房檐上房，不知天高地厚。都坐好，現在我們開始認罪守法的學習。」
於是周而復始的學習開始。穿衣裳的和往常並無異樣，披棉的像一個個披袈裟打坐的和尚。後來，管教幹部覺得這實在有礙觀瞻，給那些只有一袍一褂的人（大多屬於盲流犯罪的）發了一套黑色棉祆棉褲，說是到了勞改單位後還要把棉衣錢扣回。
不管怎麼說，寒天送衣還是解急的行動。結合實例，「感謝政府關懷」和「一定努力脫胎換骨」之聲，在帳篷里不絕於耳。
帳篷內透骨奇寒，我不屬於無衣之列，身上穿著的是一件趕大車人披著的破皮襖。老母親曾告訴我，這是我姥爺穿過的，幾十年的風蝕蟲蛀，破皮襖的板面已經脫落，老母親怕我冷，在燈下一針一線把那些殘破的皮塊連結成一體，外邊罩上一層黑布面兒，在帳篷里的同類中還不失為衣著體面人物，亂茸茸的毛皮中是藏虱子和窩生蟣子的好地方，因而坐在那兒打坐念經，渾身不斷發生搔癢。我自知這件破大氅已經是虱子繁衍子孫的大本營，幾次想過要扔到帳篷外邊去，但始終下不了決心。我不是惜憐這破皮板子，我是惜憐老母親的心！
唐代詩人盂郊留下名篇《遊子吟》。詩曰：「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件爬滿虱子的破皮襖上，凝聚著母親的心血，母親的眼淚。因為她不是為出行的遊子縫的這件破皮祆，而是為發配勞改的兒子，縫就的這件衣裳。
更有紀念意義的是，這件破皮祆，成了我身為囚徒的象徵。有一天，值班班長傳下指令，上午免除學習，排隊去照像。在收容所照哪門子像，我真是太幼稚太不識相了，公民有公民的檔案，罪犯有罪犯的檔案，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我的手蘸滿黑墨按上了手印和掌印，留在那張白紙上的活像一隻糞叉和狗熊爪子，那是為了罪犯手印存檔用的；在土城照像當然也不會例外，是為這些另冊公民編撰另冊檔案而用，果然不出所料，當我排隊等候在一間紅磚房之外時，值班班長拿來一疊長方形紙條，上邊沒有姓名，只有阿拉伯數字的編號，塞到我手裡的數字是273，這就是我在特殊檔案館裡的姓名和編目。我仿照同號的辦法，用大頭針把這個號碼別在我破皮襖的胸膛部位，這一霎間，我覺得自己似乎是等待槍決的死囚，已經和人類訣別，惟一不同的是押赴刑場的死囚草標插在背後。這個號碼雖只是輕薄的一張紙條，壓在胸口部位卻無異於沉重磨盤，在磨盤下的我，可能被絞成肉泥，擠成粉齏。
「273號！」值班班長呼喚著我的代號。
「有。」
「進來照像。」
出於習慣，我攏了攏頭上亂蓬蓬的頭髮，走進那問紅磚房。沒有座位。沒有木凳。我背靠著磚牆頹然而立。沒有鏡子，因而無法看到自己的面部表情，但我知道此時的眉字之間，一定凝聚了卑瑣和凄惶。我在青年時代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許多著作，其中一部名叫《死屋手記》的長篇扉頁上，印著陀翁面部的特寫照片。他半低著頭，臉上沉沉的憂鬱，那是一幅死囚等待死刑來臨之照。想到陀翁的臉，我心頭似乎輕鬆了些，儘管我也是等待發配的囚人，但畢竟不是等待斷頭，我還能像螻蟻般地活著；活在這混沌不清的世紀，活在這知識分子欲哭無淚的年代！
這次照像給了我很強烈的精神刺激。使本來就憂鬱的我倍增了愁楚之情。記得，有一次收容所全體人員集合，幾百號人排在帳篷之間的空隙上聽勞改幹部訓話。我正低垂著頭想心事，有人偷偷拉我的破皮祆袖，回頭一看，是在來收容所的路上幫我扛著行李的盜竊犯張嘯虎。他悄聲地對我說：「別耷拉著腦袋和老二算賬。愁也是活，樂也是活，你就是有天機妙算，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哩！」
「謝謝！」
「聽說快要發配了！」
「去哪兒？」
「遠到中蘇邊界興凱湖，近的地方也許在市郊。全看命了。」
「女號呢！」我想起了張滬。
「沒聽說。反正不會跟你去同一個勞改點。」
「碰巧了也許會……」
「沒那麼善心的菩薩，別做夢了。」
「萬一……」
「我是『二進宮』了，對這裡邊的事門兒清。女號不是去通縣『小五金廠』，就是去清河農場。那兒是大勞改農場，裡邊關著萬八『五毒』呢！」
我仍懷有僥倖之心：「就沒有照顧一下的可能？」
張嘯虎低聲笑了：「雷公打豆腐，無產階級專政還講照顧夫妻？要是那麼慈善，何必送你倆進土城收容所？」
眾目睽睽，身旁有耳，我不敢再多談什麼，便朝他點頭致謝（後來，他被送往北國邊界興凱湖改造）。在我的記憶里，邁進勞改隊的門坎，走進大牆牆圈之後，他是第一個為我指點迷津的朋友。他說的「愁也是活，樂也是活」，給了我一點阿Q式自我平衡的本領。古來早就有「逆來順受」的喻世名言，他只不過把它更加具體化了而已。
另一個對我有影響的人，是個右派同類。他名叫徐恭瑾，原是中央戲劇學院聲樂系教師。他在土城的任務是指揮各個號篷里等待發配的人唱歌。徐臉龐消瘦，下巴頦尖尖，但卻有一雙圓而明亮的大眼睛。60年代初期，社會還不太時興留長發，他腦後留了長長頭髮，在他指揮「五毒」合唱的得意之時，不時甩動一下披落到額頭的散發，無遮蓋地顯示著一個落難藝術家的風姿。他年紀大我一輪開外（1960年我27周歲），眼角眉梢布滿了中年人早來的褶紋，儘管他指揮牛鬼蛇神合唱時，眉字間，總要表現出喜悅的神色，但我仍然能看出亢奮背後隱藏著悲涼，就像舞台上的悲劇角色偶爾也露出歡顏一樣。
記得50年代，我走上北京日報記者編輯崗位時，在文化生活版曾讀到過艾青一首詩作。詩的大意是這樣的，那白人的小女孩子明明過著天堂般的生活，卻咧嘴在哭；那黑人的小女孩明明過著極為貧困的日子，卻偏偏在笑。由此詩推斷開來，「逆來順受」是人類生存下去的哲理之一，也並非中國所獨有；只不過在世界的一角土城，這種生活哲理得到了強化，也只有強化這種本能，知識分子才得以生存。
後來，我逐漸知道了徐恭瑾的身世。解放前夕，他就步入了歌壇，並取得社會上的承認。解放後，中國舞台上許多的後起歌壇名流，都受過他的指點。他音域寬厚而洪亮，音質中還有劈裂感，很適合於演唱男中低音，但在這裡他要走串每個帳篷，指揮著那些音盲唱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一唱再唱，唱個沒完；間或有集合之際，徐恭瑾則站在土台上，指揮土城裡的「千軍萬馬」，齊聲高頌偉大領袖毛澤東。這時，他顯得英氣勃發，真像個樂隊指揮那般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