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與被台灣關押多年的台灣作家王拓先生會面於北京惠中飯店。是巧合？還是……台灣中轉囚徒的收容所，也叫「土城」。
「土城」，顧名思義就是土屯之城。據史料記載，公元1272年時，元朝改金中都為元大都，北京首次被定為都城。土城即元大都時的遺址。其城牆皆由夯土而成，這個收容所的赭黃色殘破圍牆就是古老土城中的一段。它外表已然十分古老而斑駁，標誌著它的年輪久遠。為了掩人耳目，土牆外幾十米遠的地方，圍上一圈高高的紅色磚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門口矯飾得如同一個普通機關，陌生行者只觀其外表，絕不會想到裡邊是個「勞教收容所」。
來土城之前，我們已在東城公安分局扣押了10天。張滬去了女號，我和趙筠秋押放在男號。那是一間十五六平米的屋子，面對面有兩排木板大通鋪，室內沒生爐火倒也感不到冷，因為這間屋子關押著14口子人。屬於知識分子的只有趙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費解的是：在這方寸之地他們仍然十分逍遙，似乎房屋四壁，對他們並不是一種間隔。他們談吃，談喝，談倒賣糧票，談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趙各在房子的一角，蹲在那兒揪著頭髮，想各自的心事。
中午時分，看守員送飯來了。兩個拳頭大的小窩窩頭，外加一塊鹹菜。我滿腹愁思，毫無半點食慾，那些「同號」見狀，便蜂擁般地搶我那兩個窩窩頭。我著實不能理解他們，何以會如此失態。同時頓感自己已跌入社會的最底層，也許將來要永遠和這些流里流氣的人為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喂！你是吃屎（知識）分子吧？」
我拒絕回答。
「別想不開嘛！笑一笑，十年少，於嘛總耷拉著腦袋！」
是啊！難道我哭就能哭回來自由嗎？我感謝他們的提示，苦澀地笑了笑。
我很後悔，12月19日的清晨，沒有親吻我小兒子一下。當時，他還在孩提世界的幻夢之中，圍著一條紫花小棉被，均勻地呼吸著——他在夢中，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媽此去將是長長的別離。我更對不起我的母親，自從我4歲喪父，母親一直漿養著我，孤兒寡母相依為命。為了我能求學，她來北京給一個有錢的人家當過保姆，我這獨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澆灌起來的（我是獨生子，無兄弟姐妹）。現在我和妻子都突然離開了她，又把一個兩歲多的小孫子留給了她，她將重新像老鳥喂育幼雛一樣，負起保護和漿養第三代的任務。這，對一個苦命的中國婦女——我敬愛的媽媽，不是太殘酷了一點嗎？！
我潸然淚落……
又慌忙把眼淚擦掉。
張滬關押在找對面的屋子裡。那是一次男號放風去廁所時發現的。我隔著塗著白漆的玻璃空隙，看見了她那頂紅色的毛線帽子閃動了一下，從而斷定了那就是她。由於這個生命磁場的發現，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長脖子朝對面屋子裡看，心裡虔誠地祝願她，能夠堅強地活下去，並能回視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頂紅毛線帽，偶爾移動一下，而無法看見她那張清瘦的帶有病容的臉。
那些「同號」比猴兒還精，他們很快發現了我的舉動。隱瞞是毫無意義的，我告訴他們對面屋關押的是我愛人。為了滿足我的精神需求，他們由兩三個人用胳膊搭成腳墊，叫我像運動員那樣，登著他們的胳膊，登高眺望；我著實欠缺他們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見挨訓。其中，一個臉膛黑黑名叫張嘯虎的東北人，譏笑我說：「像你這種人，只配在度荒的年頭餓死。看一眼咋的了？他們是能給你加兩年刑，還是能摳掉你的眼珠？」在他鼓勵之下，我斗膽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於居高臨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蕩蕩的「號子」里，只有她孤零零的一個人。她圍著棉被端坐在牆角，像在吉普車上的神情一樣，緊緊地閉合著雙眼…… 19日早晨，她是帶病去報社開會的，看樣子，現在她的病還沒有好。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兩扇門，兩把鎖，儘管我和她不過幾米距離，卻若同遠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類巫說，卻總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戲《竇娥冤》。我倆都遠去了，家裡一老一小又該如何度日呢？前兩天的一個下午，警察把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擲進我們的號房，老母親和孩子想必已經知道了我們的厄運，此時這一老一小又在想些什麼？此時的我如亂箭穿心，常在夜間如犯囈症一樣，突然從床板上坐起身來。我想大哭一場，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幾聲，可是那些「同號」，睡得那麼平靜而香甜，我只好強壓下心中的焦躁。
其實，我母親在這幾天里經受的精神折磨，比我還大（這是後來才知道的）。1960年 12月20日——我們迸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張滬的父母聞訊來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張滬父親——這位延安來的老布爾什維克，頭上雖然也頂著一頂右派帽子，但他還是義憤地向我母親表述了他的心聲：「滬兒和維熙很可能又評議什麼國事了，難道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真像報上吹得那麼好嗎？怎麼敢講實話的人，就要給關起來呢！」他又安慰我母親說，「這不是他們一兩個人倒霉的事兒，是我們國家的災難。你們一老一小要活下去，還要活得結結實實，經濟上有困難，我們接濟你們！」
兩個老人還沒走，家裡就闖進三個人來。這是報社保衛科的兩名幹部，會同一名街道幹部，來家裡進行搜查。他們翻箱倒櫃，把桌子抽屜以及書箱中，每張帶字的紙本和紙片都裝走了。不知是因為臨時突擊搜查之故，還是由於他們的馬虎，竟然沒有帶來麻袋一類的東西，臨行前還向我母親借了一個大大的包裹皮，把這些東西包走，裝上了汽車（我寫的長篇小說草稿《第一片黑土》，就是在這天被裝走的）。
三個老人在另一間屋子坐著，靜待他們的搜查，我的小兒子不了解發生了什麼事，還跑去幫助他們拾撿遺落在地上的紙片，並伸出小小巴掌：
「叔叔！給！」
「這是我媽媽給我畫的帶小辮的無軌電車！」
「好看嗎？」
沒有回答。
沒人理睬。
我母親詢問他們我倆的確切去處，得到的回答是三個字：
「不知道！」
我岳父也詢問他們說：「他倆究竟又犯了什麼錯誤？」
「沒錯誤就不會處理他們！」這算是回答。
至今，我母親仍然記得那天的悲涼場景：那間屋子被翻得亂七八糟，書籍和碎紙片攤了一地。三個老人愁鎖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大，一個好心腸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訴我母親，說我倆關押在東城分局。出於同情，她自願為我母親帶路，為了防止別人說三道四，她和我母親約定走在路上時，要拉開距離，裝成兩旁路人的陌生樣子，以遮人耳目。我母親把小兒子安頓給街坊鄰居，找出來推小孫子的小推車，上邊裝上臉盆及衣物等雜什，蹣跚著兩隻白薯腳（她幼小纏足），跟著那位老太太給我倆送來衣物。分局的門警比較通情達理，除了收下給我倆送來的東西之外，還告訴我母親，這兒不允許「接見」，將來把我們送到勞改農場或勞改礦山時，她才可以去探望。至於我倆究竟被送到哪個勞改點，他無可奉告。
是的，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據同號「二進宮」的扒竊犯說，我們先要進土城（又稱北苑）收容所，那兒是勞教分子的集中點；然後，從那兒發配到各個勞改隊，最遠的地方是中蘇邊境的興凱湖。
我真是不寒而慄。1955年，我作為一個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興安嶺深入過生活，那兒距離北京千山萬里，雲水迢迢。如果命運真把我拋向了那兒，老母和幼子就難得相見了。我喜歡北國，尤其喜歡北國的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風光，我不懷疑我這個囚徒能夠生存，但我憂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張滬已然「自絕於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兒，她……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開始進食。警察送進來的窩窩頭，我不再分發給「同號」，而是把它送進自己的腸胃。這是神經歷經巨大刺激後開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釋成感情逐步冷卻後帶來的理智蘇醒。記得，老岳父張宗麟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嚀我倆：「既來之！則安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無濟於事，就像那一朵朵傘形的蒲公英，它們命運無法由自己主宰，只能聽任狂風對它的擺布和戲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號」被分別叫到審訊室。分局的警察沒有對我進行審問，而是叫我伸出兩隻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張厚厚的白紙上按手印。我的掌紋和手紋，以及我作為人的尊嚴和權利，都留在那張白紙上了。在這一剎那間我清醒地認識到，我的靈魂己墮落到霧的深谷，我的肉體已淪落到社會的底層深淵，我這份區別於人民的特殊的檔案，將存入專為罪犯建立的特殊檔案館。同時，我還朦朦朧朧地意識到，這是即將送我們到土城集中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