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村不村、鎮不鎮的地方，緊靠著永定門外的鐵道，每日可見綠色鋼鐵長龍，吐著團團白煙風馳而過。每次列車隆隆駛過，我都意識到自己是個在列車拐彎時被甩出車廂的乘客。好在這兒離家近了，每個星期六的晚上能回家，與家人團聚。
但是過剩的憂愁，始終像影子一樣追蹤著我。使我心靈震撼最大的是梁沙軍之死。記得張滬躺在病榻上時，他曾去探望過她，並笑嘻嘻地對我說了好多寬心的話。張滬過了死亡的三八線，他卻叩打死神之門了。
他生性樂天，一不會去像王守清那樣用刀片割自己的喉管，二不會像張滬那樣去服用過量的安眠藥。他追求生——但是他偏偏第一個離開了右派群體，不知是不是命運使然，他的屍骨果真埋在了他曾留戀過的八寶山人民公墓。
對於剛剛返城的我們來說，這無異於一顆炸彈。當時，正值1959年底，右派集中於報社大樓，作年終改造總結，梁沙軍之死自然而然地成了我們的話題。之所以如此，還與沙軍的死因有關，因為他是非正常死亡，而是死於非命。我和張滬以及駱新民、趙筠秋等都心如吞鉛般的沉重。首先對沙軍之死憤憤不平的是駱新民。他是留在報社內部勞動的，最了解他死於非命的詳情。他悲慟地告訴我們：沙軍是被一輛小卧車撞死的。9月9日他下班從東單騎自行車回家，當自行車運行到燈市東口附近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旁邊，見綠燈向左拐時，迎面一輛小卧車闖過紅燈急駛而來，梁沙軍躲閃不及，連人帶車被撞出幾米遠，他的頭沉重地摔在了馬路和人行道分界的石階上。
在我看來，梁沙軍和王復羊在右派群體中，品質屬於最純的兩個。在反右派鬥爭中，我有懦弱和患得患失的毛病，這種品質上的霉斑絕對和他倆無緣。批判別人時他倆或緘默元言，或稱「不知其詳難以發言」，決不講什麼違背天良的話以求自保。此時，這兩個人一個去了邊塞，一個去了天堂，我的愁楚之情簡直難以言表。我妻子張滬尤為動容，她為粱沙軍的妻子曉英的處境而潸然淚落。在一個星期天，我們和趙筠秋、駱新民一塊去梁家探望曉英，沙軍老母神情呆槁，銀髮散亂；而曉英嘴唇翕動，泣不成聲。這個悲苦的家庭中只有老母和兒媳兩人，本來曉英曾懷孕在身，未足月的胎兒因病流產，從此再沒生養。望著這老母和兒媳，我仰心碎；聽曉英講起梁沙軍身亡後的善後處理，又使我們憤然不平。現將當時談話追記如下：
「沙軍騎車違反了交通規則嗎？」
「是汽車闖的紅燈。」
「是什麼單位的汽車？」
「說是公安局的。」
「怎麼處理的？」
「一埋了事！」
「肇事司機呢？」
「沒聽說給什麼處分。」
「難道撞死右派就可以不承擔法律責任？」
「說……是……說是執行一項緊急任務！」
屋裡的空氣頓時凝固了，我忿然說：「我去找報社領導！」
「你是什麼人？」張滬說，「你和沙軍身份一樣。」
「難道右派就不是人？撞死一條狗也不能這麼處理問題呀！」駱新民說，「這事情最好由曉英本人出面，她是人民，有權利講話。」
趙筠秋提議說：「草草一埋不行，要求按法律辦事！」
「法律在哪兒？」張滬反問趙筠秋，「你犯了哪條法了？說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
難道不是嗎？法律究竟在哪兒？我們泛泛地空議論一番，竟元一條良策獻給曉英。最後大家理智蘇醒之後，覺得要求處理司機，等於白日說夢。因為懲處與不懲處司機，沒有人通知你，還是我記起來沙軍在人民公墓觀看墓碑時，曾開玩笑他說過，倘若他真的死了，要我們為他集資修個石棺或水泥棺柩，讓開車肇事撞死沙軍的單位，給他弄個水泥棺柩，沙軍在九泉之下或許會安心些吧？我們把這一點告訴了曉英，曉英也認為可以帶著這個最低要求，去和報社商量。
我們等待著她的消息。我甚至認為肇事單位即使出於低標準的人道主義考慮，也會答應下來的。因為這隻要幾袋水泥，幾個工匠澆灌一下，並不需要多少成本。但是兩天之後，曉英慌慌張張地跑到老右的休息室，告訴我們說：「真糟！報社×××問我為什麼早不提出這個問題，偏偏現在才提出來。我……我……這個人不會講話，說到聽你們談起沙軍生前有這個要求。×××頓時火了，說這是右派搬弄是非，還要找你們個別談話哪！這可怎麼辦？」
怎麼辦？我們幾個頓時瞠目結舌。其中。尤其以駱新民最為惶恐，因為沙軍死於非命的詳情是他對我們講起的。第二天上午，×××出現在我們的總結會上，他的眉頭皺成了一個 「川」字，臉板得如同一塊石頭，說：「在思想總結期間，還有那麼幾個反改造分子撥弄是非。這不僅僅是兔死狐悲的階級感情問題，更是煽動梁沙軍家屬鬧事的大問題。」
會場鴉雀元聲，大家都被這種無限上綱而威懾住了。右派中的那位「頭人」帶頭髮言說：「在我們這個改造集體中，確實有那麼幾個害群之馬。這幾個人不僅僅對梁沙軍之死沒縫也要下蛆，對大躍進，對總路線……都有他們的反動看法，在這次年終總結會上，希望這些人竹筒倒豆子，把這些都抖落出來，加以認識批判。矇混過關是不行的。」
大家都沉默著。「頭人」又沒有明確地點名，沒有人自作多情地去對號入座。可是，坐在長桌對面的駱新民，第一個紅頭漲臉地站起來說：「組織上及時地提醒我們，是對我們的關懷。我在這裡表示，一定深挖自己的思想，借年終總結的機會清洗自己的靈魂！」
老實說，我當時對駱新民的舉動，並不感到意外，道理有二：一、在兩年改造的生涯中，駱新民每次學習會上都是搶先表態，但是一到會下，又是他第一個顯示他的目光尖銳，對社會現實生活評頭品足。二、駱新民因向我們傳達了沙軍之死的經過，首當其衝地感到壓力，為此，他主動表態也是合乎常情的。在這裡，暴露了我對知識分子弱點的完全無知，沒有全面地。歷史地剖析人的習慣和水平。以駱新民來說，在反右鬥爭初期，他揭發過同一個美術組的李濱聲和王復羊；後來，又參與了對老實的美術編輯鄭熹的批判鬥爭。當時能乘人之危以自保的人，在壓力面前就不能故伎重演嗎？
昔日，我們一起在下庄大隊改造時，王復羊曾對我談起過駱新民的人品缺陷。但是，在一起改造的日子，他對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的「怪話」，總是比我們先說，並且語言非常犀利。久而久之，王復羊和我都把他的人品劣跡給淡忘了。在年終總結會上，駱新民首先「揭竿起義」，他寫的關於沙軍之死的檢查中，拉上幾個墊底的：王復羊、張滬、趙筠秋和我皆在其中。
這個戲劇性的突變，是我（包括張滬和趙筠秋）的命運轉折點。我們都作了長長的自我檢查並彼此「互相幫助」。從對反右鬥爭的「錯誤認識」談起，一直深挖到對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的「反動觀點」。還要從馬、恩、列、斯的書中——更多的是從毛澤東的著作中摘取詞句，進行自我鞭撻。
張滬的思想檢查，比我還要多一部分內容。即：批判妄圖自絕於人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自殺行為。她檢查之後，右派中的那位「頭人」點名要我首先批判，因為我是她的丈夫。用語稍稍溫和一些，就是「同情花崗岩」，就是「和張滬住在同一反革命營壘」。古典戲劇中有伍子胥過昭關——一夜白了頭髮的典故。在那段思想總結的日子裡，實比當年的伍子胥過關，步履還要艱難。因為伍子胥只要闖過劍戟之林，騎馬落荒而逃就可以了；但是中國知識分子整起知識分子來，那種不扒掉你一層皮不鬆手的勁兒，實在超過攔截伍子胥闖關的那些蠻勇之夫。比如：那個右派「頭人」，他明明是個投機分子，卻總是裝出一副道貌岸然的衛道神色。以他的那雙鷹隼般的眼睛，何以會看不出大躍進中的種種反科學的盲動行為，但他在總結中頌歌高唱。而管理我們右派改造工作的×××，十分愛聽這種頌歌。另一方面，這位「頭人」卻把對生活提出真誠看法的老右，在會上嚴加討伐，用我們一個個被整倒的橫屍，壘成他一塊塊的墊腳石。他以此取寵取信於領導，而領導也有著愛聽頌歌的時代病，所以，我們那位「頭人」獲得了第一批摘掉右帽的實惠——從右派分子變成摘帽右派——所謂的「人民」。
在我的記憶中，這位「頭人」對同類手段是十分嚴酷的。鬥爭李濱聲的兇相，前文已有所披露。到了四路通農副業生產點之後，因其已是「雞群之鶴」，身份上高於這些老右，因而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當時，生產點養著剛從內蒙古弄回來的一匹劣馬，由一名叫老溫的退伍海軍幹部飼養著。這匹馬野性難馴、經常踢人，連晝夜給它喂草喂料的老溫，也對這頭牲口畏懼三分。有一次，老溫回家休假去了，這位「頭人」派我去拉那匹蒙古馬，任務是套上大平板車，去永定門附近的一個城豁口，拉拆下來的城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