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鳥離巢，百鳥遷窩。
崔振國和王復羊於8月初離京，我們這些在京都改造的右派，於該月下旬捲起鋪蓋「打道回府」。當然，我們這些被打入另冊的人，市區絕非久留之地。在9月17日，重新把行李裝運到卡車上。向西——再向西——沿著環山的石子兒公路，扎進了大山環抱的潭柘寺。在寺廟內住了一個多月，當了開山築路的壯工。公路修完，卡車又拉著我們向西——再向西 ——進入了人煙稀少的高山大峒。這兒離北京雖然只有百十里路，由於山巒重疊，進了一山又一山，兩山形成漫長峽谷，日本人在侵華戰爭中佔領北京之後，他們的足跡也沒有到過這大山溝溝。我們在大山中穿行了很久，在一個名叫「一擔石溝」的山窪里，卡車拋錨——我們又到了一個改造驛站。
別看這兒荒漠寂寥，梯田邊上卻支著幾片棉布帳篷。疙疙瘩瘩的山路兩旁，還堆放著磚瓦沙石以及雕梁畫柱等雜物。第二天，我們才聽人說，這兒要修築一座市委療養院，我們這些築路工要改行變成基建工人。路旁那些漆皮斑駁的梁木，是擴展天安門廣場時拆下的民房舊料。
《北京日報》社。新華社北京分社以及北京出版社的老右，在農村改造時化整為零了。此時，又在這兒重新匯合。除了那些在「狀元府」就熟悉了的夥伴之外，又多了從中共北京市委、團市委以及市工會、市婦聯來的右派。他們中間有「老革命右派」王志誠、葉向忠，還有市委各部門「新革命右派」白祖成、李建華、粱湘漢、薛德順、鍾鴻、張敦禮；市工會系統的安福順、蔣濟南、王一成；婦聯繫統的李琦，以及團市委系統的黃慕堯、張永經。王蒙。右派的人數驟增，足足可編成一個連隊了。
乍見王蒙時，他好像又消瘦了，因而使得他本來就像竹竿般的身子，變得更為頎長。他被劃為右派，翻了幾次烙餅：划上了，又推翻了；推翻了，又划上了。幾個回合的反覆，精神折磨可想而知。反右期間，我和他惟一的一次見面，是在批判劉紹棠的會上，當時他還在扮演著正面人物的角色，不過好景不長，厄運很快就降臨到他的頭上。
「怎麼樣，老弟！」我想不到在這大山溝里和他相遇。
「和你一樣。」他說，「不然咱們怎麼能到這兒聚會來呢？」
「還寫嗎？」
「不幹那行當了。劃右以後，我打報告要求自謀生活，比如到大街上去賣糖葫蘆什麼的，可是人家不批！」
我認為他是講笑話，便笑了。他沒笑。
「職業病很難治，我還有創作衝動。」我說。
「算了吧！別自作多情了。我是沒這份心思了！只想當好地球修理工！」
說實在的，我當時雖不認為王蒙的回答是誠懇的，但是我理解這種回答。反右鬥爭之後許多人都本能地蒙上了一種奇異的保護色。就像狡免的毛近乎衰草的枯黃，知了的皮和褐色樹皮同色一樣。我也不例外，在向報社交上年終思想改造總結時，我寫了滿紙的對大躍進的阿諛之詞，真實的我裹上了一層厚厚的外衣，而把影子——甚至連影子都不如的東西，拿給管理我們的人看。儘管如此，我還是感覺到王蒙比我包裹得更嚴一些，好像他不苟言笑，真是到這大山裡來大徹大悟，立地成佛似的。只有到晚上，他才流露出一點人的真情。我和他地鋪曾一度相挨，當他鑽進冰冷的被窩時，常常拿出二兩裝的扁酒瓶，遞到我的手裡，悄聲他說：
「喂！來一口驅驅寒吧！」
我有時客氣地推辭，有時卻也毫不客氣地接過酒瓶，對著瓶子嘴，咕咕兩口。他似乎也顧不得衛生不衛生了，用手抹兩下瓶子嘴，一口氣把扁瓶的酒喝光，來而不往非禮也，有時我也買一瓶酒，如此這般地借酒禦寒，借酒澆愁。
記得那是大山溝飄落頭場大雪的夜晚，我拿出一大瓶滬州二曲，往肚子里灌了個飽。熱酒壯肚之後，我說：
「魯迅先生有幾句詩，你還記得嗎？」
「濕（詩）都變成幹了，也許還能記起。」
我背誦著：「……舊帽遮顏過鬧市，破船載酒泛中流。」
他沒有接上我的話茬，打諢他說：「我也需要告訴你兩句，老弟：樹林子大，這兒什麼鳥兒都有！」啞謎般的話語結束之後，他扭過頭睡去了。
這就是王蒙劃右後的一幅精神肖像。他似乎什麼都知道，又好像什麼都不知道；他貌似在合眼睡覺，其實在睜眼看著四周，與其說他表現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不如說他對這個冷酷的世界有著相當的警覺。他話中的弦外之音，似在告誡我認識客觀環境。說不定，他在當時已然發現了我潛藏著某種悲劇性的前兆呢？！
（40年過去之後，王蒙告訴我，在（走向混沌》出版後的一個年節，他的兒子王山曾問及他：「爸爸，當年你是不是像『混沌』中所寫的那樣？」王蒙一家當時正吃年夜飯，他一邊喝酒，一邊回答兒子說：「是，就像維熙寫的那樣。」兒子還想詢及他什麼，見他潸然淚下，便不敢再求索下去了）。
這兒不單單有幾十號右派，還有輪番來勞動的市委各系統的機關幹部。無數雙眼睛都在審視我們。
「一天等於二十年！」
「不超英美心不甘！」
山石上張貼著這樣醒目的標語。
大喇叭還不時唱出十分動聽而又絕對浪漫的歌：
點燈不用油
耕地不用牛
走路不小心
蘋果撞腫頭
在大躍進的浪潮席捲之下，這偏僻的山窪經常若同鬧市。開山的打釺聲，油錘的破石聲，隆隆的爆破聲，每日不絕於耳。蓋房的石料向大山索取，勾縫兒的石灰自己燒，背石上山用的背簍兒自己編。除去修築山中官殿的基建任務之外，右派和那些輪換著來勞動的幹部們，還擔負著把周圍梯田都種上果樹的任務。
挑燈夜戰是家常便飯。我最初分配在基建組，夜戰乾的活兒，是和梁湘漢（80年代的中共北京市紀委委員）從溝底拾撿河卵石，並用抬筐抬上山腰，堆放在蓋房的地段，以備第二天天亮後，用這些卵石充填溝槽。這種勞動的艱苦性，不必多加描述。因為空手登山還要氣喘吁吁，抬上幾百斤一筐的卵石，一趟石頭滿身汗，實在無半點誇張之處。半夜收工穿著汗淋淋的衣褲，鑽進冰冷的被窩，一合眼就到天亮。
這兒除了下放幹部和女右派，一律住棉帳篷。地鋪離地有半尺高，被窩陰冷潮濕。每天早晨醒來，帳篷頂上凝成了一層薄薄的白霜——那是老右們哈的氣凝聚而成。沒有爐火，沒有防潮設備，帳篷上冰錐懸掛尺半長的隆冬三九天，我們如同躺在冰窩裡。因而我們睡覺時，幾乎一律頭戴帽子。更有甚者，脖子上圍著毛巾，鼻子上箍上口罩。
中國的知識分子，實在是有著老牛筋般的韌性。到這兒來才發現自己是個文藝天才的張永經（後任北京廣播局局長），居然編了一首《一擔石溝之歌》。歌詞第一段是這樣寫的：
一擔石溝石頭多
石頭滿溝滿山坡
激流拍石泉水好
石徑入雲起戰歌
馬上有人把它譜上曲子，於是這首歌常常在右派開會之前，或在和下放幹部聯歡時，高唱起來。你唱，他唱，我唱……後來成為一首老右的流行歌曲。
這也許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惟妙惟肖的畫像。身上背著沉重的黑十字架，頭上戴著無形 ——但比有形還要厲害的「緊箍帽子」，肩上抬著超過人體正常負荷的石筐，嘴裡還要唱著抒情而豪邁的歌。
靜夜深思，我不知道這種精神到底是應該歌頌的堅韌不拔氣質呢，還是魯迅筆下的阿Q 這條好漢，把辮子伸延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腦袋上來了，使他們成為頭上沒有辮子的新型阿 Q。之所以引起我的敏銳聯想，也是由於對自己心態的某種解剖。
比如，右派除去經常連軸轉——白天干到深夜，深夜干到白天之外，還經常自發地組織什麼競賽。新年剛過，天冷得滴水成冰，連那不封凍的山間泉水，周圍也結了一層光潔的冰。這時，我們組織了挑水上山澆灌果樹的勞動競賽。山路彎彎，扁擔顫顫，每個右派都怕名落孫山，因而個個奮勇爭先。有的為了提高效率，在歸途上不走小路，而是跳崖奪路而下。當天，刮著五六級的西北風，我扒得身上只剩下汗背心和單薄秋褲，熱汗仍然從毛孔中湧出。奇怪的是，當我躺在陰冷潮濕的帳篷中時，居然產生了詩的情感。根據記憶，詩是這樣寫的：
狂風似虎嘯
落葉滿山飄
巨石凍裂嘴
老樹吹彎腰
三九隆冬恨天熱
赤臂裸胸把水挑
汗泉澆開冰霜道
一路歌聲一路笑
這首詩被穿插在右派的「詩歌聯唱」中，在晚會上進行了表演。為了表示我們的改造堅貞之意，我和漫畫家李濱聲還以模擬已故京劇名流葉盛蘭的小生笑腔，顯示我們挑水上山的不凡氣概。感情是虛偽的嗎？相當虔誠。是為了顯示積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