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社的右派分子被組織起來勞動。會同大樓中新華社北京分社的右派張辛城、卜昭文、丁寶芳、雷朋，以及北京出版社的右派王守清、陳德貴、馬知行、苑省民……近三十人之多。其中，黨團員占絕大多數。
王守清，是從部隊轉業到出版社當人事幹部的。此人14歲就在晉東南沁縣參加了八路軍。因打日本作戰有功，在1946年時，就當了碑上留名的戰鬥英雄。他身材魁梧，滿口山西腔，他在陝北時是中央警衛師的小鬼頭，為毛主席站崗放哨，稱得起是為了締造新中國出生入死的鋼鐵戰士。而反右派鬥爭是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決鬥，但他也被卷了進來。熟悉他的人告訴我，王守清身上帶有戰爭留給他的彈痕。這次，他又被反擊右派的子彈擊中了。
和王守清個頭差不多，但沒有魁梧身材的李濱聲，不也是一個屈死鬼嗎！盛夏時節，黨中央的理論權威刊物《紅旗》，用卧車把他接走，在請他吃飯的席間，拿出許多剪報資料，請他根據資料為刊物畫一幅漫畫，《沒嘴的人》（副題《老實幹部獎獲得者》）就是這麼出籠的。脫稿後李將稿放在桌子上，被報社文藝部負責人看見了。說服了李濱聲，先在《北京日報》刊登了；後來，《北京日報》首先向李濱聲發難——他成了「陽謀」中的第一個犧牲品。。
批判會上，李濱聲曾據理力爭：「我並不是為報社畫的，是你們要我在報上刊發的。」
對方回答：「就是有意叫毒草出土，讓人民鋤之！」
不能說不巧。1957年秋冬我們從事勞動的工地，是滿清最後一個狀元的家宅。《北京日報》說服了狀元的孫女，把這宅院的地皮買了下來，拆舊宅，蓋報社的職工宿舍。這地方名叫「狀元府」，此時這些落難的「文武狀元」干著刨地基、挖房槽、砸釘子、運磚瓦、挑灰漿一類的活兒。
1957年的冬天來得特別早，街道上的樹葉還沒落光，秋天還沒完全脫掉它的黃褐色衣裳，外蒙古卷過的寒潮就報到了。之所以能有這個記憶，是畫家王復羊的勞動模樣留給我的：十月末，他沒有禦寒的勞動服裝可穿，穿著一件八成新的呢面大衣，還在皮領上圍了一塊白色墊肩。於是「右派貴族」的雅號從此便粘在了他的身上。
舉目四望，昔日那些搖筆桿、拿畫筆的「秀才」，肖像都十分狼狽。嘴裡總愛哼哼著約翰·斯特勞斯「藍色多瑙河」樂曲幹活的陳德貴，來工地不久就折斷了眼鏡的一條腿，折腿的那邊，他套上一根線繩，被冠之以斯維爾德洛夫的綽號。看著自己，我也不禁啞然失笑。我身穿一件破大衣（這是我母親怕我冷，毀了一條狗皮褥子縫製而成的），上邊濺滿了泥點和灰漿，儼然像一個專職「泥水匠」。至於那些女右派，則一律斂起昔日紅裝，頭上頂著藍黑色帶有耳扇的帽子，簡直就和工地上的男壯工一個模樣。
女右派乾的是把彎釘子砸直的原始簡易勞動。分派活兒的人，確實是出於照顧婦女。但是在嚴冬的露天工地，坐在那兒干這種輕活兒，還不如干費力氣的活兒好。她們不斷跺腳，用嘴哈氣暖手；那邊刨槽的男右派，有的扒掉絨衣穿了單衫。「狀元府」名不虛傳，修建這舊宅院時，地面攪拌了三合土，加上天寒地凍，丁字鎬刨下去，只留下一個小小土窩。再看看各自的手掌，幾乎人人都震裂了虎口。醫務所彭大夫不知是出於對這些人的同情，還是施行「革命的人造主義」，對於施捨膠布從不吝嗇，因而每人手上都貼上了橫七豎八的膠布條條，像是戴上兩隻污濁的手套。
迫近年底的一個嚴冬下午，我趕上和王守清一塊刨槽。這傢伙幹活也像打仗那樣，掄起丁字鎬來虎虎生風。「噗」的一聲，一個硬土塊濺到了他的眼鏡片上，一隻鏡片頓時像太陽光的輻射線似的，在上邊結網。我勸他去配一副新眼鏡，他用濃重的鼻音回答我說：「配甚眼鏡？這雙眼睛長在我臉上都是多餘的，我恨自己這雙眼睛，當年沒被炮彈皮炸瞎了呢！瞎了就甚東西都看不見了，落個心裡乾淨！」
我不能對他的話作出反應。他根紅苗正，雖說他也被劃為右派，似乎還有某種發牢騷的資本；我出身於地主家庭，身份應比王守清更為卑賤，不具備講怪話的任何條件。可是，腦袋畢竟長在我自己的脖子上，嘴上不說，心裡不一定不想。王守清這段悲憤的自白，當即讓我想起了我曾經讀過的一個義大利的電影劇本《他們出賣眼睛》。編劇以極其含蓄的手法，用出賣自己的眼球的劇中人，象徵並鞭撻那些對社會時弊視而不見，在生活中出賣良心的人們。王守清講的這段「反動怪話」，當然缺少電影劇本的藝術曲線，但和那個電影劇本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嗎？！
仔細想來，這也怨不得那些人們，我們這些工地上的活標本，已對那些視力1.5的眼睛，出示了黃牌警告。時代需要色盲、聲盲、情盲……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有眼無珠的人就應運而生。這是1957年反右遺傳下來的癌症。
記得，在反右派鬥爭開始時，北京市委一位負責的人物，在一個大禮堂里作動員報告。他以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自詡說：「我們要把那些隱藏在陰暗角落裡的右派分子都挖出來，把北京變成水晶般的城市！」這些話雖然十分悅耳動聽，並具有一定的鼓動力量，但是一個唯物論者忘記了唯物主義最起碼的常識，世界上不存在絕對的透明。所謂「水晶城」之說，是地道的形而上學，神話。當然，如果人們都變成了「色盲」，眼前就只剩下單一的顏色了 ——那是一種不透明中的透明，倒是可以解釋為「水晶宮」了。
在「狀元府」的勞動工地上，還有一個戴著圈套圈的高度近視鏡的右派分子。他幹活窩窩囊囊，沿著「馬道」往樓上挑磚運灰時，總是弓曲著水蛇腰，像個鴕鳥似的。他叫趙筠秋，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經濟系，別看他肩不能挑擔，在批判他的右派言行時，脖子卻伸得挺長，身條挺得挺直。那天，他嘴裡嚼著饅頭舌戰群儒，話鋒的焦點是中國官僚主義的淵源。趙的論點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不完備，必然產生官僚主義；而批判他的那些人們，則說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十分完備，官僚主義與此無關。他一邊噴著饅頭渣兒，一邊慷慨激昂地陳述著自己的觀點，最後的結果可想而知。也許他當時那副執拗的儒雅氣質，留給我們印象很深，所以在勞動現場，我們常喊他趙老夫子。
最使人愜意的事情，是在上午勞動中的一刻鐘休息。我們蹲在避風向陽的磚垛旁，或者到一間堆煤的小屋中去取暖時，徐鍾師「削髮為僧」抗拒運動，自然被常常提及，趙老夫子舌戰群儒的場景，也常常用來解脫我們的精神空虛。但這些東西，畢竟是人所共知的，人們需要尋覓新樂，解脫各自的煩惱。
我本是個緘口如瓶的人，但精神上的沉重負荷似在改變我的個性。有一天，在那間堆煤的小屋，也打開了話匣子，那是不知誰談起了「陽謀」這個字眼的含義時，我講起了鄧友梅君的一段經歷：10月11日，北京已進入金秋時節，團中央大禮堂里舉行批鬥劉紹棠大會。台上坐著中國文壇的泰斗，台下坐著的都是北京市的青年文藝尖子（包括演員）。當時，北京市文聯尚未明確鄧友梅劃為右派分子，因而友梅上台發言時，還不得不作出許多左派的姿態來。友梅能言善辯，語意鏗鏘有聲，加上他掙脫羅網的強烈慾念，對劉紹棠違心的批判相當出色。笑話出在友梅發言結束之後：當他紅頭漲臉，嘴巴離開麥克風邁步下台，台下正為他有力的揭發批判，響起脆脆掌聲時，市文聯秘書長田稼突然向台下黑壓壓的群眾高聲宣布：「同志們！不要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欺騙，他——他也被劃為右派分子！」
會場頓時愕然。
夥伴們笑了。接著七嘴人舌：
「這是一出皮影戲！」
「鄧友梅充當了皮影人！」
「這出皮影該叫啥名兒？」
「先使用友梅君，然後把他再甩出來。推完磨殺驢，招兒真高……」
「這叫『各個擊破』。」
「這叫『陽謀』——」
每每涉及到政治，聊天便驟然剎車。
在我的記憶中，這些右派夥伴們當中，和我接觸最多的要屬王復羊、駱新民、梁沙軍、趙筠秋等人。其中最坦率、最赤誠的要算是漫畫家王復羊。他就讀於東北魯迅美術學院，在老右中年紀最輕，又對生活最富於哲理性的思考。1957年反右派鬥爭開始後，導火線始自於他對李濱聲的態度。他不揭發、不批判；但是有人出來揭發他了，這就是駱新民。他說王復羊污衊過進入東北的蘇聯紅軍，說「胡風問題構不成反革命」，「肅反傷害了一部分老同志的心！」等等。結果，年輕的王復羊受到了二類處分監督勞動（當時對右派分六類處理：一類送勞動教養；二類監督勞動；三類自謀出路；四、五類降職降級；六類免予處分），每月18元生活費。駱新民（筆名駱拓），他原本是馬來西亞華僑，因其父和徐悲鴻先生私交甚密，解放前他便從異國他鄉回到祖國懷抱，並考入中央美術學院學習。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