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室門突然被敲響，我知道，一定發生了很意外的事。果然，在水聲里我聽到斯蒂夫大聲報告：「中國人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的名字叫個『Gao shin jin』。」
我能想像，他是從NBC晨間電視新聞前直跳起來的，到處找我來著。
我繼續在水下，平靜地回答：
「早就知道了。」
然後，一邊穿著衣服，一邊看著在鏡子上斯蒂夫留的一張小條。小條上急抄著同一個消息。從新聞得來的高行健的名字全拼錯了，而搶在第一時間出手的報導太匆忙了，名字走調不說，居然說高現住美國。
收音機里NPR在採訪普林斯頓大學的林培瑞教授。他是這個國家最好的公共電台能找到的最好的漢學家。林培瑞是80年代末中美學術交流委員會的主席，出版描述中國知識分子情況的「北京夜話」；是他把方勵之帶到美國大使館宴會上，引出布希的極端不滿，說不定，也為方先生後來避難美國使館提供了思路；我曾經參與寫林主持的一本《非官方的中國》，和他有過個人交談。在我的印象里，他的非官方立場是很溫和的，一口山東腔的流利中文，頗有幽默感，有一次在美國之音里學中國的出租汽車司機，跟像相聲似的，聽的中文部編輯大為讚歎。六四之後，他從中國逃出來，我正好到香港，在港大樓梯上相遇，他掏出學術主席的名片，劃掉了頭銜，匆匆寫下一個臨時寄居的電話。那畫面極有逃難味道。
聽起來溫和的林培瑞顯然還在震驚之中。落到林式句子里是委婉著說，高本不在首選視線。（可以猜想他眼界里的首選），林背誦高行健的創作成績：話劇車站，長篇小說《靈山》。記者問他，高在英語世界的出版情況，他描述說，也就是近一年，高兩個作品才有英語小出版。林說，高行健的作品是藝術性的，是有社會批判性的，而中國大陸對藝術性的社會批判作品不能見容。果然是林培瑞，婉轉著，學究著，說，無論如何，中國人歷史性第一次得諾貝爾獎，這會使中國作家更多地進入了世界文學的視線。而中國作家長期不能獲獎的原因，他認為和翻譯有關。我聽著心想，美國漢學界那幾位腕兒Holdblatt，Orville Schell，Jeffrey Kinkley，聽了不知該怎麼想？擴大著再想，諾貝爾這回讓在美國的國際中文評論腕兒，比如王德威，鄭樹森什麼的，一定都傻眼了？所有腕兒們都有點找不到北？都在找詞調整說法？是說自己有先見之明？還是照直說有點想不通？而中國究竟怎麼對待這個被國際媒體描述為「作品在中國被禁止」的中國作家？怎麼對待諾貝爾的選擇？
讓我真正生感慨的卻是，放眼浮華文學世界，誰會知道，在邊角北歐，有一個中國人非常安靜地握著這副文學牌的基本玩法？
而這個人給香港《明報》的評論新諾貝爾得主的文章早在幾天之前就寫好了。
這人叫陳邁平。是《今天》雜誌的元老級人物，現在瑞典大學中文系教書。兩個孩子，一個瑞典漢學家的也是翻譯家的妻子，妻子很漂亮，也很學究氣，曾經有機會到中國作文化參贊，而邁平被中國大使館打了小報告，於是，瑞典外交部想把他妻子的機會轉給別人，一時間，成為瑞典媒體現場連續直播的新聞，弄得瑞典外交部很下不來台，那位置便一直空著。
我和邁平是中央戲劇學院時候的同學。我念導演本科，他是研究生，專攻莎士比亞。今年三月，我到瑞典開會，他帶著我逛大街。說起學院的舊日風景。並且才發現，在學院的時候彼此話並不這麼多。他說，他現在敢說了，覺得我當時很孤傲，不敢跟我說話，而我說，我覺得他很深沉，於是不敢和他說話。
邁平穿著件暗綠色風衣，晃著一把極長的傘，提著教書匠沉甸甸的皮包，在結冰的斯德格爾摩街邊搖晃著，慢聲慢氣說著。北歐的漫長冬季，使他本來的憂鬱更加重了。不過，在我看來，邁平似乎有一點偵探味道。
台灣的李敖不愧聰明，比漢學家和國際中國文學評論腕們更注意到陳邁平的重要性。去年，陳邁平到台灣開會時，發現有人老在旅館門口晃，晃得他煩起來，打算抓住人家問個明白的時候，人家自動湊上來，說是李敖的代理人，請教怎麼弄諾貝爾提名。邁平松下一口氣，笑起來，指出諾貝爾提名的幾個要素：作品翻譯，什麼人能作提名人，包括學院的教授。在邁平的具體指點下，人找了翻譯，翻譯了作品，又問，那怎麼才能證明諾貝爾委員會收到了提名信？邁平繼續微笑，慢聲慢氣說，一封回執挂號信，秘書籤字就是證據。這就是李敖為黨作秀弄得中文世界一時沸揚的諾貝爾提名故事。
如果說，走在瑞典街上的陳邁平像偵探，有點福爾摩斯，我可能更像華生，像那個代表讀者發問的傻瓜。我們自然談論到諾貝爾。因為談他曾經心目中的大哥北島來著。談早年參加刊物，兩人騎著自行車，他跟在北島身後，一前一後，頂著大風，繞了一大圈，又回到原來的破房子，好象一場考驗。那個短促的清純時代！
而北島無疑是很想得獎的。有一年連記者都先招好了，邁平給他打電話，十分震驚，北島回答說，「如果我得了獎， 紹飛（離婚妻子，畫家）也許會回來？」
(──我覺得北島因此是人。)
邁平眯著眼，微笑問：「現在你想到中國的誰呢？」
他的微笑像個作怪的大孩子，於是，我自暴自棄地想，我是怎麼都答不對的。
我還是數了北島，莫言，鄭義。北島的原因是委員會裡的中文霸主馬悅然。他在作家和評論家裡被大寫景仰著，我看，這和他在諾貝爾里大有關係。他是瑞典大學前中文系主任，提名北島，提了有10年之多。外界說他也非常喜歡李銳，但是，他不會提李銳──絕對不會自己亂了自己的陣腳。（讀讀描寫學院派內幕的小說是很容易理解的。）他翻譯的北島詩集瑞典出版社今年居然不想出版，間接說明馬悅然的學術權威在發生變化。
莫言的原因更充分。他的力作「紅高粱」英文是Goldblatt的翻譯，翻譯得很精心，並且，諾貝爾得主大江建三郎也曾提到他。
而鄭義也有傳說。最近的傳說是，他自我感覺都要得獎了。
「高行健呢？」陳邁平當時問。
我承認，我沒想。並且，我坦率說，不覺得他真那麼棒。
「不過，」邁平微笑說，「他的劇本，他的小說，加他的評論，關鍵是他有評論，他的作品在歐洲評論很多……」
不難聯想到，最近得主們創作和涉獵廣搏的前例，特別是想到文字遊走國際時候，評論製造的幻覺，常常可能大於文字內容的幻術效果，如果說，這是一個國際化商業時代，特點之一就是，說法要比內容更重要。我立刻就同意他的預測了。何況，他分析了諾貝爾文學獎內部新生力量出現：於是，高行健的作品不需要仰仗英文市場的漢學家，也不需要瑞典馬悅然提拔，他可以從法文翻譯，通過其他評委直打諾貝爾。
雖然當時我聽這句不是很用心，但是，接著，見到馬悅然，我就明白了。當年我見過馬，10多年了，他還是那樣，一頭銀髮，很有風度的樣子，不過，有了多年闖蕩國際文化江湖的經驗後，我承認，我看人看事不一樣了。那一次是中國女經濟學家何清漣唱主角，馬在聽眾席里。然而，作為聽眾發言的時候，他可不是聽眾的角色。在批判了中國知識分子都缺乏反省之後，突然，話題一轉，他提到高行健，說他最近看了高行健的作品，他非常欣賞高行健。他要翻譯高行健。
他的發言長度和內容完全超過了聽眾提問，和會議話題毫無關係。坐在台上角落裡，在福爾摩斯的啟發下，看這位漢學家，直覺著，他的話是放出來給其他什麼人聽的。我是不是敢說，我那時候就認定高行健是重要人選了？不過，和陳邁平討論下來，我們認為，主攻高行健的話，也還需要幾年。我們還是太狹窄於文化遊戲，那時候忘記WTO這類參數。
依我看，眼下真想議論高行健的中國評論家，可能不是劉再復，而是李陀等大陸80年代那時候的文化風雲人物？高行健在大陸文化圈子裡最早知名的，與其說是在小劇場上演的《車站》（我用來寫在《劇場效果》的短篇小說里），不如說是《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的小冊子。那是80年代初，他和李陀，馮驥才討論小說的新形式，新手法。後來他們自己認為，很難說那有什麼真新的東西。那個揚起來的「屁股簾「(當時文學評論語)引起大討論和大批判的一部分。我也因此成為大批判對象之一。
在處境小改善之後，我得以進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作導演，高行健當時在人藝當編劇，剛寫了話劇《野人》。副院長林兆華導演，想讓我給他作副手。我讀了劇本。我對高行健的劇本是有看法的。我覺得，他的劇本和他的小說一樣，說法上的玄妙，要大於閱讀快感和舞台實踐的魅力。換句話，他比較像為評論家二度創作提供的原本創作。我在大學裡讀過些當代「外國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