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一時，有鑰匙開門，妻子回來了。
《鞦韆架》試演昨天才結束，留下雜事一大堆，這個時候回來，還算早的。為了這台戲，她想了四年，忙了兩年，近三個月，沒有一天的睡眠超過五小時。
她叫了我一聲，我發傻地從書桌邊站起來，眼前這部書稿，已校改到最後幾篇。
"彙報一下，今天吃了一些什麼？"她直直地看著我，輕聲問。
我有點想不起來了，支吾著。她眼圈一紅，轉過臉去，然後二話不說，拉我出去吃消夜。
合肥的街道，這時早已闃寂無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路邊小店，坐下，我正在看有什麼吃的，轉身與她商量，她已經斜倚在椅子上睡著了。
拍醒她，一人一碗麵條。麵條就叫"馬蘭拉麵"，光北京就開了幾十家分店，很多人都以為與她有什麼關係。吃完，結賬時，店主人開起了玩笑："看你長得有點像馬蘭，便宜你五角！"
我說："是嗬，就因為有點像，她還樂滋滋地給馬蘭寫信，可人家不回！"
店主人同情地嘆了一口氣："人家是大人物啊！"
她不知道我與店主人這樣一來一往還會胡謅出什麼來，趕緊把我拉開，回家。
路上想起，總有記者問我們："你們兩個誰更有名？"我立即搶先回答："當然是她，連壞人都崇拜她！"
手上有一個重要證據：三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在新疆烏魯木齊郊外的一個風景點玩，那裡剛剛發生過搶劫毆鬥事件，幾個主要肇事者已被銬在景區派出所的鐵欄杆上，準備押走，遊人們指指點點圍觀著。突然，不知哪位朋友出言不慎，遊客們知道了我是誰的丈夫，興趣點全都轉向了我。更要命的是，那幾個銬在鐵欄杆上的犯人，也都笑著向我點頭！
當然，我向記者隱瞞了好人的反映。去年接到美國靳羽西小姐的電話，說妻子已被評上"亞洲最美麗的女人"，中國大陸同時被評上的還有其他三位。妻子認為此事千萬別傳出去，否則人家會倒吸冷氣，凍壞牙根。
我說："也許靳羽西搞錯了，不是說亞洲，是說非洲吧？"
"非洲好看的人才多呢！莫非是南極洲！"她認真地自語："對，好像南極考察隊里女性不多，沒準倒評得上。"
我在電話里問靳羽西，是不是搞錯了一個洲，羽西笑著說："你們真逗。我們可是在很大範圍內向很多男人和部分女人作了問卷調查，才選出來的。"
我放下電話就說："那就別緊張了，問卷調查不是科學評選，光憑一個朦朧印象，只說明你人緣比較好，算不得數，人家也不會當真。"
那年在台灣，一位德高望重的佛學大師在送別我時順便打聽："我這個老和尚一般不看電視劇，但前不久在美國竟然用兩個通宵看完了一部，叫《嚴鳳英》。我想請那位女主角出席世界弘法大會，你能聯絡到嗎？"
我說："能聯絡到，比較方便。"
從路邊店回到家，已是凌晨二時。她說："趕快睡覺，你七點多就得上飛機，六點鐘就得起床。"
上飛機是去北京，送這部書稿，早就與作家出版社約好的。現在我的書被瘋狂盜版，各種各樣的版本充斥書市，演講錄、文集、全集都有，本想把新的文集《霜天話語》交作家出版社出版，但剛有這個意思，印製得很漂亮的《霜天話語》就滿街都是了，望邊的文章是胡亂湊的，連不會引起人們注意的小文章都搜集了進去。這使我和出版社緊張起來，警覺到盜版者就在我們身邊活動，不能不作出決定：書稿不郵寄，由我親自送，出版社副社長白冰先生和責任編輯王淑麗女十到機場接；改變書名，新書名嚴格保密；從編輯、印刷到裝箱全過程，作者姓名和書名都換成假名，拆箱時間和拆箱人員統一安排……
前不久召開全國圖書訂貨會，我的這本沒有書名的書，訂購量為全國文藝書籍之冠，這一來，書稿的傳遞更需要封閉式地一環扣一環，不能有閃失。
妻子笑了，說："好端端一個作者，好端端一家出版社，出一本好端端的書，怎麼反倒像在偷賣海洛因？"
以前，她對盜版的事不太在意，一再勸我不要生氣，權當在廟宇間免費發放慈善讀物。但當她後來知道，盜版者每次印刷量都在幾十萬冊，近於用白紙印偽鈔；這批盜版者居然還兼任批判者，每次在實行偷盜的同時總要在門外大聲嚷嚷說這個宅子根本沒有值錢的東西；在這批文化盜賊和文化殺手的猖獗之下，真正的寫作人和出版者不得不像做地下工作一樣躲躲閃閃，她便陷入了一種深深的悲哀。
"你先睡吧，"我說，"還有十幾頁沒有校改好。"
"那我陪著。"她語氣有點英勇，好像我真在參加一場搏鬥。
三時半，我校改完了。她說："今天又只能睡兩個多小時。"隨手把鬧鐘撥到六點，一遲疑，又撥晚十分鐘。
"你和出版社這樣鬼鬼祟祟，能逃過盜版者多少天？"她在臨睡時問。
"據樂觀的估計，十天吧。爭取十天的正版市場，十天後又一定是鋪天蓋地的盜版。"我說。
"那你就不要再寫了。你現在是義務寫書、義務策劃、義務顧問，結果倒為一批文化盜賊盡了義務。你每寫完一篇長文章總要生一場病，真擔心哪一天因為用腦過度，突然成了傻子。"這話她已說了不止一遍，但此時語氣已經含糊，我趕緊伸手關了燈。
六時十分起床，快速漱洗完畢，攔了一輛計程車，去機場。她送完我，立即會到幾位外請專家住的旅館，付一些錢。《鞦韆架》劇組已經沒錢，她昨晚到媽媽家取了一筆款子。然後，趕到南京錄音，錄完音，連夜坐長途汽車到連雲港演出。
從南京到連雲港，坐長途汽車總得八九個小時吧。我問："你已經這樣勞累了，這次能不能不去？"她說："我不去，那裡就不接受我們劇院了，而劇院的父老鄉親們在春節前應該有一點經濟收人。"
明天在連雲港演完，後天又要坐八九個小時的長途汽車趕回安徽貴池，那裡在開一個全國性的行業會議，各地代表好不容易來安徽一次，都想見見她。代表們對她非常善意，但他們一定不知道，後天見到的她，這幾個月是怎麼過的，這次是怎麼來的。
像這樣毫無名利可言的艱苦奔波，對她來說早已是家常便飯，但我不能不擔心她的頸椎和腰椎。從小練功落下的傷，多年長途跋涉地演出日漸加重。那次我在場，一位女按摩師剛下手就驚叫起來："你怎麼有那麼多傷！"平日坐車，時間稍長就扭著脖子皺著眉，不知該怎麼坐了。但從明天到後天，她要坐多久的長途車！
我知道她如此辛苦是因為無法擺脫一個不小的怪圈——
過早地成了整個劇種的首席演員，而這個劇種至今還是全國中青年觀眾最喜愛的劇種，她只能靠自己的辛勞來承擔一種相當沉重的責任；
各地對劇院的邀請，永遠以有沒有她參加為第一談判條件。為了劇院和劇種的生存，她很難拒絕，但只要接受邀請，主角演員每天的勞動量是一般演員的許多倍；
也許電視能使她輕鬆一點，但她認為如果沒有舞台劇的良好基礎，電視對戲曲的幫助有可能適得其反，這方面的例證比比皆是。因此，她有意減少了對電視的輕率參與，來維護舞台的最後一點尊嚴；
也許她可以聽取某些勸告，通過上層活動來改變自己的艱辛處境。但她完全不會處理這一套，覺得參加一次應酬比多演三場戲還累，而且堅信藝術的實際成果與上層關係是兩回事。
——這一切，就決定了她這些年來的基本生態。我的職業使我對戲劇界比較了解，因此可以毫無偏心地斷言：在目前國內各大劇種首席演員中，她無疑是付出演出辛勞最重的人。那些有可觀報酬的演唱活動被她一一拒絕，理由總是說沒有時間。時間分成兩半，一半是帶著劇院演出，廠礦企業、油田碼頭都去，連縣城也不拒絕，一去就是三四十天；另一半是策劃創作新劇目，幾乎到了寢食不安的地步。
有一次我和當時任國家文化部常務副部長的高占祥先生同時被交通大學聘為客座教授，高部長告訴我，前幾年中國藝術節在甘肅蘭州舉行．最轟動的劇目就是黃梅戲《紅樓夢》，轟動得無法停演。她的身體累垮了，白天在醫院輸液，晚上演出，天天如此，這種精神把當地的觀眾感動得不知怎麼才好，真讓安徽人在大西北佔盡了風光。
回來我問她，還記得蘭州的事嗎？她說記得，那裡醫院的醫生護士，天天熬了很多雞湯、稀飯送來，房間里全是水果、鮮花……
"當時通電話為什麼沒說天天在輸液？"我生氣地問。
"我邊輸液邊給你打電話，你感覺不到？這是測試你的敏感度。"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有些觀眾是憑著在報紙和電視上出現的頻率來衡定一個演員的工作量的。近幾年一個謠言在少數人的播弄下快速在本地傳開：為什麼在電視上很少見到她？一定是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