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自殺
世間最悲痛的事，莫過於好人自殺。
好人自殺，原因很多。有些名震國際的作家、藝術家也走這條路，是出於對生命的特殊感悟，雖然高貴卻畢竟罕見，不宜作為普遍現象來討論。我感興趣的是古往今來大多數普通好人的自殺原因。
只要稍稍閉眼一想，有一個原因就會立即浮現出來，並且幾乎毫無爭議地佔據主要地位，那就是：為了名譽。
為了名譽，這麼多善良無辜的軀體居然願意撕裂自己、殞滅自己，結束自己的存在狀態，細細想來，實在讓人震顫。有時在電視中看到世界某地一些動物在海灘邊上或密林深處自殺，已經使我們難過得說不出話來，何況我們說的是人，而且是好人。逼迫好人自殺的一定是邪惡，但好人既然連死都不怕，為什麼要去怕邪惡？可見還有一種比邪惡更為恐怖的力量橫亘其間。
一九三五年阮玲玉自殺留下的遺言是"人言可畏"，"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們未成年時從書上讀到這個遺言十分困惑，心想面對一些閑言碎語何至於此，不予理睬，或大聲抗辯，不就結了？後來隨著年齡增長才慢慢知道，人世間有一種東西你即便不理，它也在盈縮消長，你如去對抗，則往往勞而無功，甚至適得其反，而它又是那樣強大而恆久，幾乎能夠決定你的社會地位和人際關係，那就是所謂名譽。對於閑言碎語，阮玲玉可以怒目而視，但對它，阮玲玉只能瑟瑟發抖。因此，並不是人言可畏，而是名譽可畏。人言是純粹的客體，名譽卻可以籠罩自己，如果坦直地說名譽可畏，就會分不清自己該承擔多少責任，它成了一種神秘而巨大的恐嚇。
在阮玲玉自殺四十餘年後的一九七八年，我家鄉的一位女青年在邊疆農場受到嚴重毀謗，而在當時，我國還沒有建立反毀謗機制，喪魂落魄的她就在一次射擊訓練中把槍口指向了毀謗者。她成了殺人犯而理所當然地被捕，並且必將重判，這是她意料中的，因此她的舉動至少有一半也可算作是自殺。沒有想到的是，當這個案件的來龍去脈在報紙上以整版篇幅公布之後，她在獄中收到了難以計數來自全國各地的同情信件。那時人們剛從"文革"浩劫的陰影里走出，對於人身毀謗、名譽侵害，有普遍的切膚之痛。無論是她還是同情者，都把名譽看得比生命還重。
我原先一直想用遠眺或俯視的目光來看待這個問題，因為近距離的刺痛往往不適合文學情懷，但事實上卻很難做到。你看，就在我寫前面幾段文字的時候，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又一顆高貴的靈魂為了捍衛自己的名譽而殞滅了，那是日本繼黑澤明之後最傑出的電影導演伊丹十三。伊丹是一位勇敢的文明鬥士，他與妻子宮本信子拍攝的電影強烈地抨擊時弊，揭露黑社會，並號召人們與之鬥爭，因此引起黑社會各暴力團伙的刻骨仇恨，一再威脅恐嚇、襲擊騷擾，但是，這一切都沒有使他屈服。怎麼也沒有想到，他像黛安娜王妃那樣遇到了以追蹤偷攝為業的"狗仔隊"，一家雜誌刊登了他與一位年輕女職員一起走路和交談的照片，並藉此說他們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伊丹原定就此發表聲明，不知怎麼突然改變主意，決定自殺，他在遺書上寫道："新聞界各位，我願意以死來證明我的清白，除此別無他法。請諸位今後多多關照官本信子，她是日本最好的妻子、母親和演員。"在放著這份遺書的辦公桌上，電腦屏幕仍顯示著宮本信子的照片，他是看著愛妻的照片寫遺書的。
為什麼面對暴力團伙能夠如此堅強的硬漢子，會在捕風捉影的照片和謠傳前消滅自己？因為暴力襲擊不僅無法損害他的名譽反而會使他大大增光，而那個看來十分無稽的謠傳卻是一切仇恨他和熱愛他的人都會密切關注的，在這種關注中，無論是他，還是他的妻子，以及那位女職員，都不具備讓人信服的闢謠身份，不管怎麼說都尷尬，而除了他們三人，又有誰能說話？按照我以一個男人立場的猜測，伊丹自殺未必全然為了自己單方面的名譽，他太愛妻子，生怕妻子因此落入一個被人指點、嘲笑而有口難辯的可怕境地，只得用自己的生命做個名譽的救生圈拋給她。
那家雜誌在伊丹死後成了人們指責的對象，只好發表聲明，一是對伊丹之死表示深切哀悼，二是宣稱本雜誌沒有違反新聞法。是的，這未必構得成犯法，但由於按動了社會神經網路中有關名譽的按鈕，其惡果遠遠超過了那些暴力團伙。在名譽問題上，越高貴的群落往往越脆弱，要傷害他們太容易了。
以命相搏，畢竟是一種極端形態。在尚未抵達這條邊界線之前，天地間又有多少人為了名譽在輾轉反側、夜不成寐、徘徊海濱、飲泣山角，或者血脈賁張、怒火填膺、親族支離、老友反目？
名譽，婷婷裊裊地飄浮在世間上空的名譽二字，給人類帶來過多少心靈的重壓！
雙刃劍
針對名譽的重壓，有些放達瀟洒之士提出了一張消散的方劑，曰："名譽值幾個錢？你為別人活著還是為自己活著？把名譽扔開，什麼也不要在乎！"
這種聲音，帶著一種可愛的悍氣和賴氣，對於即將尋短見的人無異是一聲重喝，容易使他們摹然止步，霍然驚醒；對於那些滿腦子愁雲慘霧的人也會有快速的療效，使他們突然輕鬆起來。但是如果細細品咂，又覺得不是味道，其間疑惑甚多。
突然輕鬆起來了的人們走向何方？他們也許會立即聯想到一部電視劇中某個角色的台詞："嗨，做小人真痛快！"漠視名譽當然未必做小人，但如果完全以放棄社會名譽來換取自身輕鬆，就難免會進入一種"失重"狀態，飄到哪裡都不知道，這種滋味也是不好受的。更重要的是，如果大家都不在乎名譽，人與人的交往失去了最起碼的精神前提，整個社會就會變得跌跌撞撞。置身於這樣的生態環境中，就像在黑夜裡誤入中世紀一個破殘的乞丐城堡，哪一級石階都踩不著實，哪一個轉彎都鬼影幢幢，什麼怪事都會發生。
其實，人類最初需要名譽，正是為了擺脫黑暗和無序。最初的名譽不是個人所能爭取的，這是人們在黑暗中猛然聽到一種強健聲音之後的安靜，安靜之後的搜尋，搜尋之後的仰望，仰望之後的追隨，追隨之後的效仿，效仿之後的傳遞。名譽是對個人品行的社會性反饋，如果這種反饋廣泛而持續，就能起到協調關係、統一觀念、整頓秩序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名譽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權利，一種在政治權利和軍事權利之外的精神權利，而且在很多時候，政治權利和軍事權利也要藉助於它。
這種精神權利，由民眾執掌；其執行方式，只是對榮耀感或恥辱感的激發而已，別無其它手段。但它的強度，有時超乎想像。去年在台灣，經常在電視里看到黑社會各級幫派頭目向警方登記的報道。其中有些老人已與幫派脫離多年，即便不登記也算不了什麼大問題，但他們卻滿臉無奈地對著電視鏡頭說：實在受不了周圍人群對自己的鄙夷，僅僅對自己倒也罷了，但連兒子、孫子的名譽也受到污染，因此寧肯拼著老臉在電視上清洗一次。
然而必須看到，名譽的裁斷一旦產生，便是一把寒光逼人的雙刃劍，正面功能和負面功能同淬一身。
好的一面，它使無數醜類惡行聚焦示眾，使不同的道德等級各自歸位，使高尚的品格受到四方濡養，使可疑的行止遭遇懷疑的目光；但是，這種威力的發揮卻嚴重地缺少查訪核實機制，只靠口口相傳來完成，因此必然夾雜著大量的誇張、錯位和顛倒。這種情況常常使好人驚心、君子皺眉、壞人暗喜、小人活躍。
我不相信人類到哪一天能夠徹底解決這個麻煩。這是名譽的灰色傳播本質決定的，再激憤也沒有用。能夠看到這一點，心也就寬了。經過多年的觀察與思考，我終於領悟，在這個問題上，關鍵不在於要不要名譽，而在於要哪種名譽。
名譽的等級
在名譽問題上我們最容易進入的誤區是超敏感度的全方位把守。
好些年前我在學校工作時曾不止一次地處理過學生宿舍的打架事件和教師之間的積年陳怨，有機會冷靜地觀察了這類矛盾的爆發和延續過程。總的說來，無論學生還是教師之間的惡性衝突，起因都很小，小到他們都不好意思再複述一遍，但都覺得有涉名譽，一下子怒不可遏，過後還越想越氣，無法罷休。然而有趣的是，把學生宿舍的衝突說給教師聽，教師淡然一笑，覺得那是孩子們的無聊遊戲；把教師間陳年爛芝麻的爭鬥說給學生們聽，學生更是不屑，覺得那是迂腐老人在無事生非。他們作為旁觀者都非常清醒，作為當局者卻完全迷失，這種近乎荒誕的強烈對比說明，人們在名譽的爭奪中最容易降低自己的生命方位，降低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
在很低的方位上爭奪名譽，其實是在爭奪不名譽。記得在盛行"階級鬥爭"的年代，不少人喜歡在自己的家庭出身上做文章，竟然有那麼多出身成分已經很"革命"了的人還要一個勁地硬說自己的父母親是乞丐，而且幾乎都被地主的狗咬過。但奇怪的是，如果他們的父母親突然來到同事們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