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原名「當代之品質」，言世事之變起於人性觀念之變，並陳敘自由人權觀念之退步及經濟安全觀念之崛起）
為什麼這樣沮喪？很明顯的，人類的思想已經變了。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已經變了。人對自己的看法已經變了。我們對人類本性的看法，也變了，這一變，整個世界便陷於紊亂之中。讓我們用歷史來證明。
世界慘劇演在我們眼前，這時候我們似乎應該衡量時代的特徵，估計我們精神貨物價格的貶漲。我們已經覺得不敢再為歐洲文明自鳴得意了。每次想到歐洲，我總想到德人弔死三個波蘭人的相片——一座吊架上，掛了三根繩子，繩子一端縛住了波蘭人的頸上，身體懸空，較平時為細長。我不管是德國人在吊波蘭人，或是波蘭人在吊德國人，我只知道歐洲人在吊歐洲人。那張相片乃是歐洲文明的批評，一個很深刻的批評。
你如果細察今古史開始以來四百多年的經驗，若干名稱為「意念」（即思想上流通之貨幣），價格或漲或貶，一定會使你驚異。不要忘記這次戰爭以前社會經濟的不安——民主觀念之崩潰破產，大家只討個安全，尋覓生計之保障，而促成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其他集團主義的興起。我們可立表解釋這歷史的背景。
（參考圖三）
大致說來，上帝和自由的運氣最壞，教育和工業的運氣最好。此處值得注意，靈魂觀念在德國，一點沒有貶價，反之，還是德國戰爭機構內的一支原動力〔即德國浪漫主義及玄祕主義之影響〕。「自由」與強迫相對，代表人權，所以與「人權」相同，此處再為人權劃立一行，不過是便於同「經濟權」襯托罷了。我們日甚一日的喜談職業的權利，收入的權利，保障老年失業安全的權利，皮弗利基計劃書內所述的權利，軍士回來工作的權利……而忘記自由之權，國家自主之權，個人之權。「工業財富」代表國家的生產力，而非指財富的分配。有財富而沒有分配的方法，對社會個人並無意義，不能算是進步，祇能當做一國的作戰力。老實說，生產力過大，往往引起市場的競爭，結果必因市場糾紛而作戰；所以大生產力對於和平有貢獻，抑或有損害，還是一個大問題。興戰的人，總是工業國家，而非農業國家——日本和中國便是一例。生產力之大小與社會的安全或不安全，不生關係，但是如果生產品分配不均，那便能促成社會的不安。孔子說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這老人家，連經濟學的原理，都說得中肯。
上面這張表，並不能代表整個歐洲的進步，因為大多數前進的國家，如丹麥荷蘭，都沒有計算在內。在天主教國內，上帝總還有能保持地位的傾向；我不是一個天主教徒，但是也得承認此點。可是大致說來，這是一篇生意不穩固的結賬單，情形不可樂觀。上帝和自由已漸漸失去地位。因為如此，所以德義的人民都聽任法西斯蒂消滅自由，而連今日美國的通達之士，鼓吹經濟安全主義，遠較鼓吹十八世紀的自由觀念為熱心。
這有什麼意義？人的頭腦自然集中在這時代較急迫的問題上。一個人生了胃潰瘍，腦中祇有想到胃；我就從來不想到我自己的胃。十九世紀的問題是經濟的問題，所以十九世紀的人都談經濟，正像十八世紀的人都談理智，十七世紀的人都談神意一般。二十世紀的人只談安全，這豈不是一個惡兆？
經濟安全，儘管提倡；皮弗利基計劃，也儘管提倡。經濟的不安已在威脅資本社會；盟國現在作戰，我想，就是要保護資本社會。此次戰鬥的開端，實在是歐洲社會和經濟的不安，以及民主政治的崩潰；所以戰爭完畢後，我們當然要從那崩潰動蕩不安一階段，重復收拾起來，並且現在就得替它計劃——這就是所謂「戰後計劃」，要點是保障職業，社會保險等。這些方案，把我們頭腦全部佔住，別的問題我們都想不起來了。我們從國內經濟一步跨到國際經濟，而把國際和平與出入相抵的國際貿易清結單，混為一談，分不清楚。赫爾一派的人似乎以為維持世界和平，不過是重訂關稅表的事，年終結算，如大家賺錢，友誼，公道，自由，大同，都會一併源源而至。
數年來僑居美國，我祇遇見一個真正有頭腦的人——至少是只有一個人的和平觀念我完全同意。那人是一個黑人。數月前我在華盛頓聯合車站同一個黑人腳伕講話。他的面目秀慧，且有悲愴之色，他說他在中學內念過三年書。他每月賺一百五十塊錢，要養活一家六口。我同他說話，因為他眼中若有所思。我說此際作戰時候，他的收入不能算壞。他說生活艱苦，他的妻和兒女都得出去做事。後來我們講起戰事。他黯然說道：「戰後情形也許可變好一點。但是我所不滿的，倒不是錢，錢少我不計較。我們要人家把我們當做人看待。」這兩句誠懇坦直的話，把我怔住了。你能把一種美國的皮弗利基計劃來安慰他嗎？但是社會待黑人的心理態度這一點，是我們所不能用數學解決的，而正是西方思想家在戰後計劃中完全忽略的一點。他們為了他的經濟權絞盡腦汁，而不肯替他做人的權利稍費心思。他們以為經濟權有保障，他便能快樂了。
反之，他們都叫我們放棄更多的自由。這可激起真正民主信徒的怒氣。經濟方策可以醫治經濟病，可是不是萬能藥。經濟進步產出病證的醫法，並非再求經濟進步便罷。人類總要繼續生存，要過合理安樂的生活。如果我們取得了勝利，而失落了靈魂，那怎麼辦？文明到底還須有個內容。
但是問題的究竟，還要深一層，直達我們思想的纖維，且與這時代的精神有關。我敢說這句話：依我們這種思想方式，我們絕不能建立或計劃世界和平。今代思想已日趨機械化。容我指出今日所用名詞已經變更。我們怕用「良善」，「公道」，「慈悲」……等簡單的舊名詞。用當然可以用，但是，譬如說，一個人如果用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句話，馬上就有人說他思路不清，說老生常談。這個時代，至少高級社會的人，簡直不相信這套東西。拿法國字Ｆｒａｔｅｎｉｔｅ〔博愛〕來看：有一個時期〔法國革命前後〕，這字竟能在智識階級中引起激烈的感情。他們相信這個字；我們今日不相信它。這個時代摒絕了一切老生常談，良善，公道，慈悲，都是像使用一過久的小銅元。我們造了悅耳的新名字來頂它們。一個女孩子如仍用維多利亞的名字若Ｆａｉｔｈ（信念），Ｐｒｕｄｅｎｃｅ（謹慎），Ｐａｔｉｅｎｃｅ（忍耐），一定會被同學當做笑柄。教育家，傳教士，演說家往往都避用這些名詞，而代之以摩登名詞，如「精神價值」（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或「社會價值」（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可是「價值」這兩個字，就用得奇怪，因為它的來源是經濟學。這兩字與賬簿有關，所以聽來悅耳，令人想起主婦買價廉物美的貨物（稱為「好價值」〝ｇｏｏｄ ｖａｌｕｅｓ〞）。別的名詞的來源是社會科學。教育家稱娼妓為「反社會者」，稱賣淫為「反社會行為」。這些名詞有些怪味在內，似乎已經加過人造工夫把水份吸乾的味，而使我們覺得道德觀念已經剝的乾乾淨淨了。我們不再「感化」一個酒鬼了，我們使他「調整」使合乎社會，正像我們重新調整手錶機器一樣，甚或使他「適合」（ａｃｃｌｉｍａｔｉｚｅ）一個新環境都可以。一個成功或不成功的人，是一個「完整」或「分裂」或「不調合」的人格。今代的名詞真愈來愈機械化了。一個政黨和一部汽車，都可稱為「機器」（ｍａｃｈｉｎｅ）。大眾的情緒是「反應」或「反響」，外交往來關係是「壓力」，流行的態度是「習慣的集體形態」。驕傲是「膨脹的自我」，誇張是「自衛機構」，批評是「發洩」，還有什麼〔凡洩氣防險作用的〕東西是「安全門」，而一個失業的人是一個「脫節」的單位。
以上所舉的都是很普通的名詞，與個人的筆調無關。我故意不舉其他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所用的學院式怪話，如「平均滿足價值的過程」，「情感的反應」，「意念作用的改造」，「聯繫的回憶反應」。事實很簡單：我們不但怕作道德的判斷，並且怕正常的感情。我們的道德倫理已有點像人造化學品，先抽出水份，製成精粉，才拿出來問世。可是如果有人對我說專談「聯繫的回憶反應」的心理學家能教育子弟，或專談「平均滿足價值」的社會學教授能造福人群，我便不相信。「美國學人」（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冬季份）登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評論這種「教育法」，作者引了許多教員令人捧腹的佳話，而這班教員的任務，據說是教育青年子弟，啟發他們求學興趣。在美國學術研究會的心理學部門，一位先生念了一篇論文，題目是：〝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Ｍｏ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ｕｌ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