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瓊斯把模里西斯紅隼從絕跡邊緣拉回來的同時，保育生物學正逐漸邁向成熟的階段。棕皮書、綠皮書、灰皮書都已相繼出版，蘇利與薩瓦瑟為探討有效族群所發起的討論會已經召開，預計在會後出版的藍皮書也進入了編輯階段。理論工作進展之際，實務與理論的交流也在同時進行。「當時大家剛開始閱讀有效族群這類的東西，」吉爾賓說：「也開始把這種觀念運用在規劃工作上。」
當時最小有效族群的觀念開始以MVP的簡稱而為人所知。這三個字母對某些人來說，帶有一種潛意識的暗示，暗示最小有效族群的觀念，是新的科學遊戲中「最珍貴的玩家」。
吉爾賓並不是很樂見MVP這種觀念，他覺得這種觀念實在沒珍貴到那種程度，它只是保育問題上的首次探索，往後還需要設法找出更好的辦法；蘇利也很同意這種看法。他們認為，把有效族群的問題，縮寫成MVP這三個字母，實在太簡潔、也太簡化了，無法確實表現出影響小族群的各種變數的交互作用。還記得嗎？蘇利與佛蘭克林的「五〇/五〇〇原則」，吸引太多人輕信其字面意義，導致許多科學家與野生動物管理者奉之為圭臬，絲毫不知這個原則只是一種勸誡式的指導方針，單純反映出遺傳考量。
吉爾賓回憶說，蘇利曾收到幾份保育規劃推薦函，信中提到一種瀕臨絕種的鸚鵡，數目已經降至二十五。套句吉爾賓的話，這些函件中的攻擊，實在令人氣餒，信中是這樣寫的：「這種鸚鵡的數目，已經低於蘇利那兩個魔幻數字，所以我們放棄吧！把錢花在別的地方！」他們認為這些鸚鵡數目不足五十，所以短期內容易遭到近交衰退的厄運，沒有復育的希望了。
吉爾賓知道米爾斯在《沉沒中的方舟》一書中，提出了宿命的建議，也得知瓊斯和同事們，如何成功地反駁米爾斯的說法，他補充說：「探討有效族群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猜模里西斯紅隼會是個更有趣的例子。」
於是吉爾賓和蘇利討論這一切，兩人都認為MVP的觀念只暗示單一的最小數字，這樣並不充分。沒錯，這種概括性的經驗法則，乍看之下非常有用，對資源管理者有其吸引力，一般大眾也很容易瞭解。不過，早期最小有效族群的研究工作，已經把概括性的原則用得太浮濫了，吉爾賓和蘇利對此非常不滿。他們知道，影響任何生物的風險因素，都會在特定的時空中以複雜多面的方式作用，不僅有所反饋，也有所統合。某種數量的族群，可能在某種環境條件下能夠生存下去，但是在另一種環境條件下就不能；或者，某種環境條件，足以讓某種生物維持有效族群數目，卻不足以讓另一種生物也維持有效族群。以此類推，爬蟲類不同於昆蟲；肉食性哺乳動物不同於草食性哺乳動物；大島上的生物也不同於小島上的生物。
何謂PVA？
吉爾賓說：「因此我們決定要找出一種分析步驟，用來評估這一切。」他們勾勒出了這種步驟，稱之為「有效族群分析」（population viability analysis ），簡稱為PVA。吉爾賓和蘇利的構想是：PVA之於MVP，就像是全身體檢之於膽固醇指數。
蘇利同時籌備了另一次大型會議——第二屆保育生物學國際會議（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ervation Biology），於一九八五年五月在安亞伯召開。當時「保育生物學」這樣的名詞，雖然在主流科學語彙中仍無一席之地，卻已經漸為人知，在學術界逐漸受重視。許多遺傳學家、生態學家、族群生物學家、生物地理學家、動物園獸醫、保育規劃人員、土地管理人員，以及其他領域的專業人士，都開始認為自己成了一門新學問（甚至一種運動）的一部分。
辛伯洛夫與戴蒙都出席了一九八五年的會議，洛夫喬伊、薩瓦瑟、艾利希，還有特爾伯也來了，會中米爾斯發表了一篇論文，吉爾賓也發言，描述他和蘇利對於有效族群分析的構想。這次他和往常一樣，很快地把話說完，不太正式，也沒有稿子。
吉爾賓解釋說，PVA的本質，是在幾種過程交互作用對小族群造成傷害時，衡量出可能的淨衝擊（net impact）。這些過程之中任何一個，都可以視為一種反饋環（feedback loop），而這種反饋環，會為其他的過程補充力量，這樣一來，一種問題往往讓另一種問題更形惡化：例如族群數目出現問題時會影響到遺傳，遺傳上的問題會影響到生物適應環境的能力，一旦失去適應力，又會影響族群的空間分佈，可能把族群分割成更小的族群，族群遭到分割，又會影響到數量和遺傳。之前的循環可能再次發生。
我們不妨將這些交互作用的環，想像成漩渦，一旦小族群跨過某方面（如數量、遺傳、空間、演化等方面）的危機門檻之後，可能由於各環節交互作用的影響，而捲入另一個漩渦，然後就每況愈下，邁向滅絕之途。有效族群分析即試圖界定族群生態情況的門檻，並預測一旦該族群跨越某個門檻之後，會產生何種後果。
吉爾賓與蘇利提出的PVA步驟，除了較為複雜之外，和原先的MVP觀念還有另一個相異之處：PVA的重心在於實際情況的分析，而不在於標準的設定理想化。PVA會為真實世界中確實存在的動植物族群，分析其有效性，並根據族群所處的實際環境，指出希望、大潑冷水，或者發出警告。MVP的研究方法，問的問題是：如果族群要有這樣的機率，能存活這樣長的時間，那得要有多少生物個體才夠？PVA的步驟所探討的是特定生物在其生存環境中的各種實際狀況，問的問題是：雖然在這樣的生境條件、行為模式、生態關係、遺傳多樣性，以及空間安排之下，這種生物的個體只有這麼多，這個族群要持續生存下去，機率有多高呢？
吉爾賓在第二屆保育生物學國際會議中發表談話時，用大型投影機展示了一些圖表，每張圖表都是糾纏不清的圓圈、箭頭、方塊（boxes）還有虛線，代表生物邁向滅絕的漩渦狀路徑。這個箭頭穿過那個圓圈，而那個圓圈裡又有另一個箭頭冒出來，並且穿透一個方塊，方塊裡又有一個箭頭冒出來，形成兩個銳角，並且穿過另一個圓圈——他以抽象的方式，表現出禍不單行的事實。
這些圖表有其歷史。蘇利腦海中激盪的科學概念，慢慢轉化為空間與圖表的形式，其實是用了「好幾噸的紙」（他是這麼說的）才畫出這種漩渦的想法。他回憶起自己開車前往科羅拉多州，進行四個月的夏季田野工作的情況。「開車時我就畫這些圖表、圓圈、箭頭。有時長途開車，我會拚命思考，設法脫離原先的窠臼。」他和吉爾賓一起將PVA的觀念及圖表修飾得更完善，當然也用掉更多的紙張，只為了趕在眾生物學家齊聚安亞伯之前，讓吉爾賓的發言更為中肯。最後的版本是吉爾賓用他的蘋果電腦畫出來的。
漩渦一共有四種，每一種都可以繪製成一個圖表：包括數量漩渦、近親交配漩渦、生境破碎漩渦，還有適應漩渦。吉爾賓解釋，萬一生物落入其中一種漩渦之中，從此就更容易被其他的漩渦所席捲。不過，每一種生物，對於這四種漩渦的抵抗力都不相同，例如多產而好動的昆蟲，就比別的生物更能抵抗生境破碎漩渦，因為昆蟲繁殖快、移動容易，能夠填補破碎的族群之間的空隙。至於大型、長壽的哺乳動物，比較禁得起數量漩渦的考驗，因為在上一年與下一年之間，這類動物的族群大小，通常會維持恆定。至於長期近親交配的鳥類（如模里西斯紅隼），則較能抵抗近親交配漩渦，因為牠本身的遺傳負荷已經減低了。所以說，不同生物與生俱來的差異，還有環境上的偶發性差異，會使生物對四種漩渦表現出不同的抵抗力。
根據吉爾賓和蘇利的定義，有效族群分析的任務在於：以族群本身的獨有特質與所處環境為基礎，評估該族群對於上述四種漩渦，分別有多大的抵抗力，一旦這四種漩渦聯合作用，該族群又有多大的抵抗力。這樣一來，是不會有什麼魔幻數字，可以代表特定生物的有效門檻，但是會有一套有條不紊的步驟，可以得出詳細的診斷分析。
吉爾賓這次發表的內容贏得廣大迴響。他說：「我記得薩瓦瑟跑來跟我說：『你說的就是我們需要的！』」因此吉爾賓與蘇利寫好稿子，登載在一九八五年會議會後所要出版的論文集中。蘇利仍舊擔任總編輯，而這本黃皮書（書名《保育生物學：稀有與多樣的科學》【Conservation Biology：The Science of Scarcity and Diversity】）也加入了《保育生物學》系列的七彩行列。
吉爾賓與蘇利的論文（也就是黃皮書的第二章）收錄了那些漩渦圖表；白紙黑字乾淨俐落地畫出了圓圈、方塊、還有虛線，至於箭頭則指向四面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