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代晚期，蘇利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教生物，他早年的專長是研究爬蟲類型態變異（morphological variation）的遺傳基礎，但是，後來他卻越來越擔憂生境破碎、小族群遺傳惡質化，以及生物滅絕等重大問題。他眼見許多生態學家及族群生物學家開始探討這些問題，可惜他們付出的努力卻泰半偏狹而分散，並且缺乏協調整合，更不見豐碩的累積成果。此外，當時也沒有一個公開園地，可以讓關心生物滅絕及其預防之道的科學家共聚一堂。
蘇利覺得該採取行動了。一九七八年他和一位名叫威克斯（Bruce Wilcox）的研究生，在聖地牙哥召集了一次會議，兩人信心滿滿且大言不慚地稱之為「第一屆保育生物學國際研討會」。
會中約有二十位生物學家發表論文，包括戴蒙、特爾柏，以及心繫保育工作的生物學家艾利希。蘇利與威克斯一同將這些論文編纂成簡要的《保育生物學：演化生態觀點》，並於兩年之後出版。這本書的封面是棕色調，上頭有一個非洲羚羊的特寫，恰如其份地暗示生物滅絕所造成的負面威脅。封面的棕色調日後成了實用的標誌，因為「保育生物學」這個名詞後來又出現在其他的出版品上，為了指稱方便，因此這本書後來被稱為「棕皮書」，日後當然也陸陸續續有一系列其他顏色的「保育生物學」叢書出現。
棕皮書並不是第一本談論保育生物學的書。戴斯曼（Raymond Dasmann）早在一九六八年就發表過《環境保育》（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而艾倫菲德（David Ehrenfeld）的《生物保育》（Biological Conservation）則是在一九七〇年問世的。不過棕皮書有所不同：它是各領域的科學家合力完成的作品，這些科學家之中，有不少人畢生的研究都受到《島嶼生物地理學理論》的影響，而與會科學家也都認為生物界日益破碎，必須採取行動。正因為都椎心刺骨地感到自然界不斷凋零，才使得這些科學家齊聚一堂。他們知道，生態系只要多被破壞一公頃，生物只要多一種絕跡，他們終生心智（及情感）之所繫的生物界就小了一分。這種趨勢若持續下去，不久的將來，就會看到越來越多的生態學家和田野生物學家，變成了博物館館長、化石學家及歷史學家，諄諄地提醒大眾：很久很久以前，我們的地球有幸得以見到活的大象、熊與狐猴。
蘇利與威克斯在棕皮書中開宗明義，為保育生物學下了定義。他們寫道：「保育生物學是一門任務導向的學科，涵蓋了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純粹科學方面，包括了生態學、演化生物學、島嶼生物地理學、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統計學，以及其他幾門背景學科，像是生化學、內分泌學及細胞學；至於應用科學方面，則包含經濟學、自然資源規劃、教育、衝突解決技巧，以及島嶼生物地理學對於自然保護區規劃所提供的每一個啟示。
蘇利與威克斯說，有些恃才傲物的學者，認為「應用」生物學一向都是那些給接受野生動物管理及森林學訓練的次等人才在研究。因此，不少生物學家不願意探討這個問題，這個情況一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變。「這種勢利心態，在過去或許行得通，現在可就不行了。」那種高人一等的姿態、事不幹己的模樣，不過是愚蠢的虛榮，而這樣的虛榮，我們再也負擔不起了。「躲不掉的結論是：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地球上從古生物時代持續至今的許多生態過程與演化過程，就算不會結束也會暫停。」蘇利與威克斯寫道，他們當然希望這些過程是暫停而不是結束。這本書的目的（亦即保育生物學的目的），在於阻止演化間斷的情形延續下去。
這些話裡的憤怒與洞見，至少有一部分是出自蘇利，他是個耐人尋味的人物，畢生都在追隨科學學門的歷史進展——從演化生物學，到島嶼生物地理學，到有效族群理論，再到保育生物學，無人能出其右。
一九四〇至一九五〇年代，蘇利在聖地牙哥長大，當時聖地牙哥周圍都是小峽谷，谷中長滿常綠橡樹，小男孩可以到落日懸崖（Sunset Cliffs）下的海岸捉鮑魚和龍蝦。童年時期的蘇利在峽谷中玩耍、收集蝴蝶、用顯微鏡看湖水，他的母親對他十分寬容，還准許他在臥室裡養蛇。四十年後，他到聖克魯斯（Santa Cruz）當教授，我就是在該校的辦公室與他見面的。
蘇利告訴我，他在十五、六歲時參加過一個由年輕的自然主義者所組成的社團，他們與聖地牙哥自然史博物館的關係密切。「那是個非正式的團體，成員都是對大自然有癖好的孩子。我想，現在這樣的孩子大概會被稱為怪胎。」蘇利說：「我們都酷愛大自然，而且喜歡到山裡、沙漠從事野外旅行，也喜歡在海邊收集無脊椎動物。」有一回，他們南下到芭荷（Baja），甚至還到過加利福尼亞灣的島上。
童年時代的野外旅行，預示了蘇利來日從事的工作。他在史丹佛大學念研究所時，師事艾利希，也曾赴童年時期足跡所至的小島從事研究探險。當時是一九六〇年代早期，也就在那個時候，蘇利迷上了一種刺激的新理論，就是由麥克阿瑟和威爾森這兩個叛徒發表的理論。
他攻讀博士的那幾年，大部分時間都待在瓜爾達（Angel de la Guarda）島上，要不就是在帕馬斯（Palmas ）峽谷收集蜥蜴，這裡也就是凱斯近期追蹤食用大蜥蜴（chuckwalla）的地方。蘇利早期發表的作品中，有一篇論文是探討加州灣島嶼爬蟲類的生物地理學，這篇論文受麥克阿瑟與威爾森的影響很深。蘇利和聯合執筆的作者畫出蜥蜴分佈模式圖，討論物種—面積關係與距離效應。之後，蘇利也在亞得里亞海及加勒比海從事島嶼研究工作，後來還發表了一篇論文，描述聖地牙哥孤立的橡樹生境碎片中，生態系衰減的情形。對於當時的他來說，平衡理論就像他小時候拿來看池水的顯微鏡一樣，好用得不得了。
我問他是幾時開始知道平衡理論的。
他回答說：「理論發表的那一天我就知道了！」
開始探取行動
寫完博士論文，又在非洲東南方馬拉威的大學教了幾年書之後，蘇利重返故里，取得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教職，並繼續研究爬蟲類。同時，他一天比一天關心人口增加和野生地表之間的衝突。他在唸研究所時，由於受到指導教授的感召，開始注意人口問題；在馬拉威時，他已經看到人口問題造成的後果，不管是人類遭受的痛苦，還是自然地貌遭受的傷害。馬拉威當地倖存的野生動物，幾乎還比不上肯亞及坦尚尼亞一大群野獸的數目，而且這些野生動物的生活空間，主要侷限在幾處小小的國家公園內。南加州不斷改變的地貌，讓蘇利獲得進一步的數據，提醒他生物生存空間的消失，不只是讓有刀有犁的非洲人挨餓而已。
他說：「聖地牙哥顯然也遭到破壞了。」長滿常綠橡樹的峽谷，漸漸被散亂無章的都市建築所佔據，「就像歌詞裡描述的一樣，他們正在鋪地板，想把天堂鋪成停車場。眼睜睜地看著你出生長大的地方遭到破壞，是非常痛心的。也因此可能讓我產生比其他事更深切的焦慮與關懷。可是，在你真的被迫採取行動之前，要在一個地方待得夠久，待到看著它從純樸變成不純樸，從可以忍受變成無法忍受……」，他的聲音漸漸低了下來。
「我忘了你問我什麼問題。」他說。
「你是幾時開始關心生物滅絕的問題？」
「噢，對！其實是漸漸關心的，剛開始純粹只擔心人口增加會將自然地貌破壞殆盡。」那時他也知道戴蒙等人於一九七〇年代所說的，平衡理論對於小型自然保護區所隱含的意義：像是物種消失、緩趨平衡、孤立區的生物多樣性低於樣本區等等。然後，在一九七四年時，他到澳洲休假，那裡有一位名叫法蘭科（Otto Frankel）的小麥遺傳學家，他邀請蘇利到坎培拉講學。法蘭科說，他對於蘇利探討島嶼的作品很有興趣，因為他認為蘇利的作品可能和他的研究——基因保育（genetical conservation）有所關連o
蘇利回憶說：「在那之前，我從沒聽過基因保育這回事。」雖然他對小麥所知有限，但還是很樂意去講學。跟法蘭科的這次接觸，促成了兩人的合作，這項合作長達數年，兩人還合寫了《保育與演化》（Conservation and Evolution）一書，成為保育生物學的另一座里程碑。
《保育與演化》於一九八一年出版，以綠色為封面。書名不怎麼吸引人，因此後來人稱「綠皮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