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批判性」，也是「金學家」們拿出來證明金庸小說具有「現代精神」的重要證據。在《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中，嚴家炎說：「最能說明金庸小說富有現代意義的，也許還是他作品中潛藏的那種獨立批判精神。」作為例證，嚴家炎首先舉了《射鵰英雄傳》中揭露了「真正害死岳爺爺的罪魁禍首，只怕不是秦檜，而是高宗皇帝」一事。岳飛的死因，即便在當時的有識之士和熟悉朝政者，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在現代，則更成了史學界乃至整個知識界的一種常識。在通俗讀物里賣弄一點學術常識，也是一種有效的包裝術，對於作品的暢銷，對於提高作品的「文化品位」，都大有裨益。但若說這是一種「獨立批判精神」，是一種「現代意識」，就讓人摸不著頭腦了。是趙構而不是秦檜害死了岳飛，這是一種對歷史真相的認定，不關乎「意識」和「精神」的時代性。嚴家炎證明金庸小說具有「獨立批判精神」的另一個證據，是《笑傲江湖》、《鹿鼎記》影射了其時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即使金庸在寫作這幾部小說時，真的有意與大陸的「文革」聯繫起來，那也同樣是發現了對於招徠香港讀者，大陸的「文革」中有可供「利用」的素材。如果說金庸有意以武俠小說的方式面對香港的大眾讀者批判「文革」，這事情本身就是滑稽的。如果大陸的「文革」真的給了金庸以靈感，那合理的解釋只能是金庸拿大陸人民的苦難博取其時的香港人茶餘飯後的一笑。在沒有「文革」的地方批判「文革」，充其量也就像楊過在古墓里反叛了禮法一樣，沒有什麼可稱道的。不是說金庸小說全無一點「批判性」，作為一種暢銷策略，「大眾文化」顯出一定的批判姿態是必要的。但並不是真的要批判什麼東西，關鍵是要做出這種批判的姿態。這樣一種批判姿態，其限度在於與大眾觀念相吻合。倘若批判姿態過於激烈，就可能失去大眾讀者的支持。金庸深知其中奧妙，因此他的小說總是把批判的姿態設計得十分精確。批判師徒不能結婚的「禮法習俗」，批判「貞節觀念」，都是這種精確性的表現。對於金庸小說的所謂「批判性」，還是方愛武先生在《「文化工業」與金庸小說》中說得好：「在一定條件下運用『批判』正是文化工業的現實策略。文化工業目的是取得商業利潤，而體現的實質是維繫主流意識形態的統治，方式是通過對現文化的認同，手段是借傳媒等現代技術手段。所謂對現文化的認同包括對流行社會觀念、社會價值觀的認同。一個社會在上升時期也有改革與批判的要求，香港以及中國大陸就處在這樣的時期，金庸小說要迎合消費者心理，批判是使其商品增值的手段之一，關鍵是看如何批判？設若香港或國人強調『貞節』，而金庸通過思考認定貞節有礙兩性關係的自然交流，於是在小說中施行之，即使理由充分怕也不得商品利潤，《明報》或許早就辦不下去了。但設若不批判，金庸怕也要失人之口味，味不對口，利潤亦是不得，於是就有了批判，但批判死去了的觀念又不會拂逆活人的心意，商家的聰明、政治家的敏銳同時在這一步中實現了。」作為一個現實生活中人，查良鏞是否具有「獨立批判精神」，與以「金庸」為筆名寫下的武俠小說中是否具有「獨立批判精神」，是兩回事。即使查良鏞具有「獨立批判精神」，但當以「金庸」為筆名編製武俠小說時，他的「獨立批判精神」也無由表現。因為每天刊載武俠小說的那塊版面，是用來賺錢的地方，而不是供人發表個人見解的地方。
在《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一文結尾，嚴家炎先生語帶遺憾地寫道：「金庸小說有沒有非現代意識，有沒有陳舊觀念、滯後思想呢？有一個現象也許可以討論。那就是：他小說里的男主人公，總是被好多年輕美麗的女性包圍著。……在古代，中上層男子三妻四妾並不稀奇，小說中寫到也屬正常；但是，一個男主人公四周總有那麼多女性在圍著他轉，這類現象在他作品裡又出現得那麼多，那麼集中，我以為還是說明一點問題，即金庸小說積澱著千百年來以男子為中心，女性處於依附地位的文化心理意識，雖然作者自己也許並沒有明確地意識到。」連對金庸珍愛異常的嚴家炎先生也不得不於論列金庸小說中「現代精神」之餘，嚴肅指出金庸的這種「非現代意識」，可見這種現象在金庸小說中確乎異常「嚴重」了。對這種「一男數女」的故事模式，推崇金庸的「金學家」也都往往像嚴家炎先生一樣，於稱頌金庸之餘，遺憾地將其指出。而對金庸持否定態度的人，則難免在這—點上對金庸嚴加攻擊。坦率地說，如果真正按照現代文明的標準衡量，尤其是如果按照現代女性主義尺度來要求，僅如此明顯和嚴重地歧視女性這一點，就可以說明金庸在「現代精神」上，是—個不及格的人。周作人曾說：「鄙人讀中國男子所為文，欲知其見識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對佛法以及對女人如何說法，即已瞭然無遁形矣。」（見周作人《捫燭脞存》，轉引自舒蕪《串味讀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頁）金庸小說里也大談佛，談得如何，姑且不淪。但金庸小說對女人的「說法」甚為低俗，該是不爭的事實。倘按周作人的標準，即使他談佛能得滿分，他的總體「見識」也只夠五十分。與此相關的，是金庸小說往往把男女之「情」寫得濃烈異常，但在男女之「性」上，卻極為乾淨，非但談不上誨淫，簡直是在極力維護傳統的貞節觀念。仍以楊過與小龍女的關係為例。當誤失「貞節」後，金庸對小龍女有這樣的描寫：「小龍女……心中凄苦到了極處，只覺得便是殺一千人，殺一萬人，自己也已不是個清白的姑娘，永不能再像從前那樣深愛楊過。」一個在與世隔絕的古墓中長大的女子，竟也有如此強烈的貞操意識，不說明「禮法習俗」對這個其實生活在「禮法習俗」之外者，也同樣施行著有力的制約嗎？而在「古墓兩個人的世界中成長起來的楊、龍耳鬢廝磨而產生愛，同室而眠而遵守禮教之大防，乃至他們決定作為夫妻但未行儀式前仍同睡而各守貞操。楊、龍這兩個不經傳統熏陶、不習禮法、不知『名節』而自然生情者，如許行事及思想，如何能稱呼人性或愛情？稱禮法可也」（見方愛武《「文化工業」與金庸小說》，載《世界華人文學論壇》1999年第1期）！愛得這樣深的兩個人，生活在這樣一種環境里，用古書上的套話說，卻「終不及亂」，如此懂得「發乎情，止乎禮義」，如此善於以「天理」來克制「人慾」，這不是蔑視「禮法習俗」的叛逆者，而是遵守「禮法習俗」的楷模。如果真有這樣一對相愛極深的男女，長期生活在遠離人世的古墓中卻又「終不及亂」，那是完全可以在他們生活的古墓前立起貞節牌坊的。金庸熱衷於寫數女戀一男，金庸如此寫古墓中楊過與小龍女在「性」上的「乾淨」，如果體現的是金庸真實的男女觀和性觀念，那隻能說金庸的兩性觀還是很陳腐的。或許把楊過與小龍女之間的關係寫得那樣「乾淨」，恰恰顯示了作者內心的不幹凈。
不過，事情也許更應該從另一個方面來理解。應該看到，金庸將男女之情寫得濃烈異常卻把男女之性寫得無限聖潔，這樣一種有情無性的故事模式，其實也非金庸獨創，而仍然是對當年「鴛蝴派」的一種繼承。有論者說：「五四作家批評鴛蝴派作家『誨淫』，可以說是一種不必要的誤解。幾個主要的鴛蝴派作家，其言情小說的毛病不但不是太淫蕩，而且是太聖潔了——不但沒有性挑逗的場面，連稍為肉慾一點的鏡頭都沒有，至多只是男女主人公的一點『非分之想』。後代人可能很難理解這樣『無情』的愛情小說何以當時能引起讀者那麼大的興趣。正是這種相當朦朧的愛情追求，這種有點非分而又不過於越禮的男女之情，這種只有思念之意而無肌膚之親的精神戀愛，最能適應那個時代半新不舊讀者的審美情趣。」（見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214頁）在性描寫上，「五四」新文學的確比「鴛蝴」舊文學更大膽，這也構成對傳統的貞節觀念的有力衝擊。而在與「五四」新文學的論戰中，「鴛蝴派」作家也曾以「五四」新文學在性描寫上的越軌為口實，對新文學施以攻擊：「不料那些以提高小說藝術價值的新文化小說家(？)，竟會專門提倡性慾主義。專門描寫男女間的情事。甚麼提倡獸性主義。描寫男和男的同性戀愛。簡直說一句。描寫『雞姦』。讀者不信。請看《創造》雜誌第一冊內郁某的小說。和郁某的專集《沉淪》一書。——新式圈點的小說。他們不是說小說在文學上佔據很高的地位嗎。然而到底誰是做黑幕小說的。」（見張舍我《誰做黑幕小說？》，收入芮和師、范伯群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郁達夫的《沉淪》對性心理的大膽越軌的描寫，是其時的大眾讀者無法接受的。而「鴛蝴派」的有情無性，恰好吻合了其時大眾讀者「半新不舊」的心理。同理，金庸一再寫數女戀一男，金庸把男女之情寫得濃烈異常而把男女之性寫得無限聖潔，卻能博得大眾讀者的喜愛，說明大眾讀者的思想情感仍處於「半新不舊」的狀態。與其說金庸的兩性觀還陳腐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