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我們那時都還在台大外文系三年級念書，一群不知天高地厚一腦子充滿不著邊際理想的年輕人，因為興趣相投，熱愛文學，大家變成了朋友。於是由我倡議，一呼百應，便把《現代文學》給辦了出來。出刊之時，我們把第一期拿去送給黎烈文教授，他對我們說：「你們很勇敢!」當時他這話的深意，我們懵然不知，還十分洋洋自得。沒料到《現代文學》一辦十三年，共出五十一期，竟變成了許許多多作家朋友心血灌溉而茁壯，而開花，而終於因為經濟營養不良飄零枯萎的一棵文藝之樹。對我個人來說，《現代文學》是我的一副十字架，當初年少無知，不自量力，只憑一股憨勇，貿然背負起這副重擔，這些年來，路途的崎嶇顛躓，風險重重，大概只有在台灣辦過同仁文藝雜誌的同路人，才能細解其中味。
台大外文系一向文風頗盛，開風氣之先者，首推我們的學長詩人余光中，那時他早已名振詩壇了。夏濟安教授主編《文學雜誌》，又培養不少外文系作家。高於我們者，有葉維廉、叢、劉紹銘。後來接我們棒的，有王禎和、杜國清、潛石(鄭恆雄)、淡瑩等。然而我們那一班出的作家最多：寫小說的，有王文興、歐陽子(洪智惠)、陳若曦(陳秀美)，詩人有戴天(戴成義)、林湖(林耀福)。還有許多桿好譯筆如王愈靜、謝道峨，後來在美國成為學者的有李歐梵，成為社會學家的有謝楊美惠。這一伙人，還加上另外幾位，組成了一個小社團叫「南北社」(詳情見歐陽子《回憶〈現代文學〉創辦當年》)。我們常常出去爬山游水，坐在山頂海邊，大談文學人生，好像天下事，無所不知，肚裡有一分，要說出十分來。一個個胸懷大志，意氣飛揚，日後人生的顛沛憂患，哪裡識得半分?陳若曦老鬧神經痛，但爬山總是她第一個搶先上去。王文興常常語驚四座，一出言便與眾不同。歐陽子不說話，可是什麼都看在眼裡。大家一時興起，又玩起官兵捉強盜來。怎麼會那樣天真?大概那時台北還是農業社會——清晨牛車滿街，南京東路還有許多稻田，夜總會是一個神秘而又邪惡的名詞，好像只有一兩家。台大外文系那時也染有十分濃厚的農業社會色彩：散漫悠閑，無為而治。我們文學院里的吊鐘一直是停擺的，圖書館裡常常只剩下管理員老孟(蘇念秋)一個人在打坐參禪，而我們大夥卻逃課去辦《現代文學》去了。幸虧外文系課業輕鬆，要不然哪裡會有那麼多的時間精力來寫文章辦雜誌?而且大家功課還不錯，前幾名都是南北社的人囊括的。
五九年大二暑假，我跟陳若曦、王愈靜通了幾封信，提出創辦《現代文學》芻議，得到南北社社員熱烈支持。於是大家便七手八腳分頭進行，首先是財源問題，我弄到一筆十萬塊的基金，但只能用利息，每月所得有限，只好去放高利貸(後來幾乎弄得《現文》破產，全軍覆沒，還連累了家人)。歐陽子穩重細心，主持內政，總務出納、訂戶收發由她掌管。陳若曦闖勁大，辦外交、拉稿、籠絡作家。王文興主意多，是《現文》編輯智囊團的首腦人物，第一期介紹卡夫卡，便是他的主意，資料也差不多是他去找的，封面由張先緒設計。我們又找到兩位高年級的同學加盟：葉維廉和劉紹銘。發刊詞由劉紹銘主筆，寫得倒也鏗鏘有聲。葉維廉是創刊詩一首：《致我的子孫們》，氣魄雄偉。我們那時只是一群初執筆桿的學生，《現文》又沒有稿費，外稿是很難拉得到的，於是自力更生，寫的寫，譯的譯。第一期不夠稿，我便化一個筆名投兩篇。但也有熱心人支持我們的，大詩人余光中第一期起，從《坐看雲起時》一直鼎力相助。另一位是名翻譯家何欣先生，何先生從頭跟《現文》便結下不解之緣，關係之深，十數年如一日，那一篇篇扎硬的論文，不知他花了多少心血去譯。我們的學姊叢從美國寄來佳作一篇《盲獵》。外援來到，大家喜出望外。於是由我集稿，拿到漢口街台北印刷廠排版，印刷廠經理姜先生，上海人，手段圓滑，我們幾個少不更事的學生，他根本沒看在眼裡，幾下太極拳，便把我們應付過去了。《現文》稿子丟在印刷廠，遲遲不得上機，我天天跑去交涉，不得要領。晚上我便索性坐在印刷廠里不走，姜先生被我纏得沒有辦法，只好將《現文》印了出來。一九六○年三月五日出版那天，我抱著一大疊淺藍色封面的《現代文學》創刊號跑到學校，心裡那份歡欣興奮，一輩子也忘不掉。
雜誌出來了，銷路卻大成問題。什麼人要看我們的雜誌?卡夫卡是誰?寫的東西這麼古怪。幾篇詩跟小說，作者的名字大都不見經傳。就是有名的，也看不大懂。我們到處貼海報，台大學生反應冷淡，本班同學也不甚熱烈，幾個客戶都是我們賣面子死拉活拖硬抓來的。教授我們送了去，大都不置可否。但也有熱心的，像張心漪教授，替我們介紹訂戶，不惜餘力。殷張蘭熙女士，百般衛護，拉廣告。黎烈文教授對我們十分嘉許，其實只要有人看，我們已經很高興了。雜誌由世界文物供應社發出去。隔幾天，我就跑到衡陽街重慶南路一帶去，逛逛那些雜誌攤。「有《現代文學》嗎?」我手裡抓著一本《今日世界》或者《拾穗》一面亂翻裝作漫不經心的問道。許多攤販直搖頭，沒聽過這本東西。有些想了一會兒，卻從一大疊的雜誌下面抽出一本《現代文學》來，封面已經灰塵撲撲，給別的暢銷雜誌壓得黯然失色。「要不要?」攤販問我。我不忍再看下去，趕快走開。也有意外：「現代文學嗎?賣光了。」於是我便笑了，問道：「這本雜誌那麼暢銷嗎?什麼人買?」「都是學生吧。」我感到很滿足，居然還有學生肯花錢買《現代文學》，快點去辦第二期。第一期結算下來，只賣出去六、七百本，錢是賠掉了，但士氣甚高，因為我們至少還有幾百個讀者。其實《現文》銷路一直沒超過一千本，總是賠錢的。因此攤販們不甚歡迎，擺在不起眼的地方。可是有一位賣雜誌的，卻是《現文》的知音，那就是孤獨國主詩人周夢蝶先生，他在武昌街的那個攤位上常常掛滿了《現代文學》，我們賣不掉的舊雜誌，送給他，他總替我們擺出來。有時經過武昌街，看見紅紅綠綠的《現文》高踞在孤獨國的王座上，心裡又感動、又驕傲。我的朋友女詩人淡瑩說，她是在周夢蝶那裡買到整套《現文》的。
雖然稿源困難，財源有限，頭一年六期《現文》雙月刊居然一本本都按期出來了。周年紀念的時候，還在我家開了一個盛大慶祝會。除了文藝界的朋友，又請了五月畫會的畫家們。像顧福生、庄、韓湘寧都替《現文》設計過封面，畫過插畫。張心漪老師、殷張蘭熙女士也來捧場，大家真是高興的，對《現文》的前途充滿信心。而我們那時也快畢業了，大家回顧，都覺得大學四年太快，有虛度之感。對我個人來說，大學生活最有意義的事，當然就是創辦了這本賠錢雜誌。家中父母親倒很支持，以為「以文會友」。確實，我辦這本雜誌，最大的收穫之一，便是結識了一批文友，使得我的生活及見識都豐富了許多。
到了第九期，《現文》遭到頭一次經濟危機。我拿去放高利貸的那家伸鐵廠倒掉了。《現文》基金去掉一半，這一急，非同小可。那一段時期我天天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五內如焚。數目雖小，但是我那時是一個身無分文的學生，同學們更不濟事。父母親的煩事多，哪裡還敢去擾他們。我跑到伸鐵廠好幾次，也夾在債權人里跟鐵廠索債。別人拿回錢沒有我不知道，我那張借據一直存了好幾年。有時候拿出來對著發獃，心裡想：這個鐵廠真可惡，這筆文化錢也好意思吞掉。但雜誌總還是要辦下去的。幸虧我們認識了當時駐台的美國新聞處處長麥卡瑟(RichardMaCarthy)先生。他是有心人，熱愛文學，知道我們的困境，便答應買兩期《現文》。於是第十、第十一期又在風雨飄搖中誕生了。同時《現文》男生也入了營，編務的重擔便落到了《現文》女將們身上。《現文》女將，巾幗英雄，歐陽子坐鎮台大，當助教，獨當一面。陳若曦在外做事，仍舊辦她的外交。我們的學弟們，鄭恆雄、杜國清、王禎和也正式加盟，變成《現文》的第二代。我在軍營里無法幫忙，只有稿援，在那樣緊張的生活里，居然湊出了兩篇小說來：《寂寞的十七歲》和《畢業》(後改為《那晚的月光》)，那是拚命擠出來的。等到女將們出國，朝中無大臣，《現文》的人事危機又到了。十五期半年出不來，形勢岌岌可危。一直到我們受訓完畢，出國留美，《現文》的形成期終於結束，改為季刊，邁入了一個新的紀元。
我臨出國，將《現文》鄭重託付給余光中、何欣、姚一葦三位先生。余、何一向與《現文》淵源甚深，姚先生則是生力軍，對《現文》功不可滅，值得大書特書。除了自己撰稿——他那本有名的《藝術的奧秘》便是一篇篇在《現文》上出現的——又拉入許多優秀作家的文稿來：如陳映真、施叔青、李昂等等。有了這三位再加上《現文》第二代，編輯危機，算是解決。至於財源，出國後，便由我一個人支撐。家裡給我一筆學費，我自己則在愛荷華大學申請到全年獎學金。於是我便把學費挪出一部分來，每月寄回一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