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卡夫卡返回布拉格，蟄居在老城廣場屬於父母所有的公寓里。其時，奧特拉一家也住在這幢建築裡面，這多少緩和了他囚禁般的自我感覺。最初兩個月內，他繼續寫出《夫婦》、《算了吧》、《論寓言》（又譯《關於譬喻》或《短評》）等若干短篇，並大大修改了《一條狗的研究》。直到一場持續數月的嚴重腸道感染使他不得不中斷了這又一次創作高潮，而只能在病床上以克爾愷郭爾和希伯來語法為伴。他給布洛德留下一份新的遺囑，與上一份相比作了值得注意的改動，表示《判決》、《司爐》、《變形記》、《在流放地》、《鄉村醫生》、《飢餓藝術家》以及幾篇《觀察》勉強可以留下，"假如它們完全失傳的話，那倒是符合我本來的願望的。不過，因為它們已經存在了，如果有人樂意保存它們，我只是不加阻止罷。"至於其餘所有已發表或未發表的東西，包括信件在內，則希望儘快加以搜集，並"毫無例外地予以焚毀"。馬克斯·布洛德：《訴訟》第一版"後記"，見《卡夫卡小說選》，第501－502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他尋找和回歸猶太之根、移居巴勒斯坦的願望卻比任何時候都更強烈了。作為作家，語言始終是他存在的象徵。但現在，猶太民族的希伯來語比任何時候都更成為他努力想要彌補和把握的事物。在曾經是那麼破碎的中歐土地上，作為布拉格這座悲劇性城市中的德語猶太人，作為始終無法逃脫那"帶爪子的小母親"的孩子，他從未在語言中感受到過"故鄉"和"母親"的真意。特別參見1911年10月24日日記。而如今，在向死而生的絕境中，向著自己的民族和語言——那在永世的漂泊中頑強地綿延不息的民族和語言，向這曾被自己在不安和恐懼中因年幼無知而冷落和拋棄過的民族和語言，他伸出了孩子般求救的雙手。他的努力和執著是那麼地催人淚下。半個多世紀之後，一位傑出的以色列女教育家回憶了當年她為卡夫卡教授希伯來語的情景。
他滿腔熱情而又令人同情。每一課他都努力掌握大量的單詞。可他的肺總是出賣他。他拼讀時如此頻繁地伴隨著痛苦的咳嗽，以至我總想把課暫停下來。而那時他會看著我，無法說話，但用那雙黑色的大眼睛哀求我再教一個單詞，然後再一個，然後又再一個。彷彿他認為那些課程正是某種神話般的療救。他跟父母住在一道，他母親會不時輕輕地打開門，示意我讓他休息了。但他始終不滿足，並取得很好的成績……"ErnstPawel,The Nightman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429.
這位女性名叫普阿·本托維姆，當年年方19，青春年少，生氣勃勃，充滿吸引力，同時又具有驚人的自制力。兩年前，卡夫卡中學時代的同學好友胡果·貝爾格曼正在為新成立的希伯來大學籌建圖書館，他委派普阿·本托維姆常駐布拉格募集資金，並照顧他父母，同時到布拉格大學註冊學習，業餘時間則教授希伯來語。從1922年秋到第二年春，她每周兩天為卡夫卡教授希伯來語。據說，卡夫卡對這位來自希望之鄉的同根少女之間逐漸產生了某種感情。多年以後她回憶說："我很快頗有所感地認識到，他就像失足溺水的人快要完了，他渴望抓住身邊不管什麼可供支撐的東西。我還有自己的生活。我既無意願、也無能力去保護這個比我大20歲的男人——即便就我今天對他的了解而言，事情也仍然會是這樣。"Ernst Pawel,The Nightmare of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430.
1923年春天，卡夫卡從腸道感染中逐漸恢複過來，身體更其虛弱。比任何時候都更嚴重的失眠又來折磨他了，甚至迫使他放棄了拒不服藥的自然療法原則而開始服用安眠藥，可似乎仍然沒有什麼效果。失眠帶給他一生的夢魘，滋養著他的創作，也銷蝕著他的生命。4月，胡果·貝爾格曼回布拉格進行有關活動，他現在是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教授和圖書館館長。卡夫卡撐著病體參加了一次報告會，聽取了貝爾格曼關於巴勒斯坦文化的講演，感到十分高興。貝爾格曼邀請老同學在身體條件允許的任何時候赴巴勒斯坦，卡夫卡則興奮地憧憬著。然而，那多半永遠是一場夢了！
1923年6月12日，卡夫卡寫下他這年唯一一篇，而且也許是他一生最後一篇日記：最近這些日子真是可怕，時間無法計算，幾乎是連續不斷。散步，白天，夜晚，白天，什麼能力也沒有，有的只是感受疼痛的能力。確實呢。沒有什麼"確實呢"……寫東西時越來越害怕。這是可以理解的。每句話，在妖魔的手中轉過來，翻過去（多變正是妖魔的手的典型特徵），變成矛，掉過頭來又刺向說話的人。……這情況將永遠這樣下去。可以聊以自慰的只是：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事情正在發生。你的意志只能起微不足道的作用。勝於自慰的是：你也有武器。他還有什麼武器呢？也許，那就是"替罪羊"的執著，抑或《城堡》中Ｋ的執著，那不似希望、勝似希望的什麼東西？
夏天，卡夫卡隨大妹妹艾莉和她的兩個孩子去波羅的海海濱勝地米里茨休養。卡夫卡此行原來有意要往柏林拜訪他的希伯來語老師，即正在柏林大學攻讀生物學的普阿·本托維姆。但還在米里茨的時候，他和妹妹及孩子們偶然發現了一個來自柏林的猶太人度假村，並結識了度假村中的孩子和老師。一天，他在度假村的廚房看到一位姑娘正忙著洗魚，於是頗有教養地發表了表示不滿的評價："多麼纖細的雙手，可乾的活又是多麼殘忍！"姑娘聞言立即害羞了，她向度假村的管事提出要換個活兒干。這位能流利地講述自己民族希伯來語和意第緒語的猶太姑娘，就是卡夫卡最後一位女伴，當時年方19歲的多拉·笛雅夢特。像當時許多年輕而果敢的猶太姑娘，多拉離開了猶太居住區來闖世界。她不願意成為正統猶太教嚴厲家長制的犧牲品，不願意讓父親來安排她的婚姻，讓她在與之並無愛情的什麼男人身邊可憐地了此一生。哪怕冒險，哪怕受苦，她也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奮鬥找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愛情。她敏感，善良，內心充滿愛的溫情；然而在被戰爭和慾望所敗壞的大地上，在離鄉背井、舉目無親的生活中，卻處處感到冷酷和敵意；正在這時她遇見了卡夫卡。在他身上，她發現了自己所渴望的一切：有教養、有頭腦、有風度的西歐人，而且跟她一樣有一顆猶太人的心；溫和而多情，深深地關心她；這位男人的智慧讓她仰慕和崇拜，能幫助和指導她走上人生和知識的道路；這位男人寧靜的表情、痛苦的目光、悲哀的神態觸發了她身上既是孩子又是母親的雙重感覺；最重要的是，這位男人如此饑渴地需要著她，而正是這需要，最終成為多拉最最充分的理由：她愛卡夫卡。真是一首絕唱的悲歌！誰也想不到，穿過所有的泥濘、污穢、骯髒、疾病……
在幾乎完全迷失了道路之時，在城堡的暮色就要掩蓋一切之時，夏日裡最後一朵玫瑰卻嫣然盛開。由於妹妹奧特拉熱心的鼓勵和支持，卡夫卡以蔑視死亡的勇氣擁抱了這場愛情。在米里茨，在3周時間內，兩人的關係就發展到白熱化程度，開始周密考慮在柏林共同生活的事宜。
雖然，熾熱的愛情和波羅的海的空氣都未能改善卡夫卡的健康(現在，他身高一米八二的身軀卻只有不足55公斤的體重，幾乎是一副骨頭架子)，然而，他在情感、精神和思想上卻完全解放了，他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卡夫卡終於不顧父母的反對搬到柏林去了。他終於擺脫了父母，終於掙脫了布拉格"這帶爪子的小母親"。另一方面，過去迫使他進行痛苦寫作的魔鬼也終於離開了他，讓他自由了。"我逃脫了魔鬼，搬到柏林來是一個壯舉。"他不再是以魔鬼般的寫作為唯一生存理由的"替罪羊"。或者更準確地說，現在他即便寫作，也不是出於魔鬼的驅使。他終於開始了生活。現在，他活過了，因而，他用不著再害怕死亡。多拉懂得他，正如卡夫卡去世6年後她斷然反對出版一切遺稿時所說：她恐懼任何人與她分享卡夫卡的企圖。任何出版計畫，任何有關的談話，都是對她與卡夫卡私人領域的粗暴侵犯。"
總的說來，這個世界並不懂得弗蘭茨。他與誰都沒有關係，因為誰都不可能懂得他。……除非面對面了解他這個人。……除非通過他眼中的目光或他手的接觸。可這，他當然再也無法做到。"而多拉比任何人都更多地享受過這種目光和接觸。她身上似乎有著東方猶太教美麗的、不竭的源泉，這恰好也是卡夫卡在向死而生的絕境中最為需要的支撐之一。用布洛德的話說，"他們倆是天生的一對。"很大程度上由於多拉的影響，卡夫卡甚至開始閱讀正統猶太祈禱書，並念誦其中的咒語，用以驅除讓他感到害怕的各種魔鬼或幽靈。如果不是從理性的把握、而是從人性的體溫上講，多拉比密倫娜更懂得卡夫卡。而作為後人我們知道卡夫卡死後多拉悲慟欲絕的景象，那也是他們愛情的一種大證明。幾乎就從他悲哀人生的最後一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