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恐懼的理由可歸納為兩個主要方面。一是他不得不帶著可怕的恐懼死去，因為他還沒有活過。……第二個主要理由……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凡是我寫過的事將真的發生。通過寫作我沒有把自己贖回來。我一輩子都是為死人活著的，現在我真的要死了……"
……但是為什麼我只講真正的死。在生活中它和生是同一回事。
……然後也許我能夠自願——一切取決於自願和歡樂——放棄寫作的幸福。
——弗蘭茨·卡夫卡
在試圖理解卡夫卡生命的努力中，我們艱難地寫下："向死而生"這個短語。寫下它並不很難，難的是真實地理解其中的涵義。
其實，每個人都是在向死而生。對於每個人，文明都是生命的土壤，因而也意味著對生命的規定。生命渴望著自由，而文明只給予有規定性的自由。生命要求著意義，而文明則用它規定的意義要求著我們的要求。由於個體的生命力無法與文明的力量相持，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反抗文明的規定就意味著死亡。人就是這樣在文明的規定性中向死而生。正因為如此，也許我們能夠說，人傾向於把文明的規定性感受為文明的缺憾。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生活在有缺憾的文明中。只是，對於不同的人，文明的缺憾有著不同的表現，其性質和程度，取決於這個人與文明之間在本性與能量兩方面的對比。
無論我們是什麼人，無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無論是老人還是孩子，無論是作家還是農民，也無論我們是否擁有青春……我們都會受到文明之缺憾的規定和限制，就宛如我們在生活至高無上的力量面前都有自己一份作業，雖然在宗教的意義上也許分不出什麼分量的大小，實際形式卻總那麼千差萬別。其性質與程度，基本上取決於我們各自與文明之間在本性與能量兩方面的對比。
跟所有的人一樣，卡夫卡生活在他獨特形式的缺憾之中。本性與能量的對比使他的童年遭受了嚴重的剝奪。我們似乎可以說，嚴重的剝奪使他處於嚴重的"文化休眠"狀態。其實，從心理學上說，每個孩子都大同小異地處於這種境地。他們尚不具備概念的形式運算能力，他們只能作"具體運算"。在文明與文化的迷宮之中，他們只能"休眠"，在休眠中憑藉著生命的直覺，根據自身與文明之間本性與能量的對比，本能地運算著他們人生的作業。與一般孩子相比，卡夫卡只是表現得尤為突出而已。
然而，與其說他們在休眠，不如說他們在學習，在等待，在渴望。無論多麼瘦弱、多麼不幸，孩子都在不可阻抑地成長。直至搖曳多姿的青春以其驚人的力與美、以其全新的本性和能量，挾裹浩蕩的歲月之風而來，迫使文明作出某種"形式的讓步"。在不同文明、不同時代、不同民族，隨處都能看到這種"形式的讓步"。從古希臘文明，從現代太平洋某小島上的薩摩亞原始文明，從北美的印第安文明或其他文明，我們都能看到隨著青春期而開始的強化訓練，它們與現代文明針對青春期的強化教育並沒有實質上的區別，那都是文明試圖在"同化"我們的青春。而"青春不識文明面"，青春只顧著綻放，青春其實也在"同化"著文明，就哪怕一位註定要永遠流浪的孩子那最"瘦"的青春。而在可歌可泣的青春之後，又是一道什麼樣的風景？
第六章 青春時代
書中言語何其多！
——弗蘭茨·卡夫卡
1955年，一位年逾70歲的婦女致信馬克斯·布洛德——弗蘭茨·卡夫卡生前的終生朋友、遺囑執行人、手稿編輯者。在信中，這位婦女回憶了她生活中一段美好的時光：……中間是一棵非常、非常古老的橡樹。我們常常坐在那棵橡樹下——弗蘭茨和我，兩個孩子；他給我讀尼采，並不在乎我是否聽懂。那是五十五年前的事了……我們用那個時代的方式調情；我們都青春年少，我年輕漂亮，他聰敏伶俐。他家租用我家二樓度暑假。我家花園一直伸向一座小山，山頂有一條長凳。傍晚，我們常散步到那兒去，弗蘭茨拿著一支燃燒的蠟燭，他試圖說服我，讓我註冊報考大學。這事兒沒結果。我父親不會同意。那時，孩子們都聽父母安排。於是我們便分手了。Ernst Pawel， The Night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83.
這位婦女名叫塞爾瑪·珂恩，據認為是卡夫卡當年柏拉圖式的初戀情人。他們相識和分手於那個暑假，此後再未謀面。告別時，卡夫卡在少女的剪貼薄中留下了這樣一段充滿文學和人生意味的贈言：書中言語何其多！
它們要回憶！好像言語會回憶似的！言語其實是拙劣的登山者和蹩腳的礦工，它們既不能從山洞中，也不能從山的深處把寶藏取出！但是有一種活的思念，它溫柔地掠過一切值得回憶的事物，彷彿用手輕輕撫摸。然而如果從這片灰燼中竄起火苗，熾熱而強烈，而你獃獃地凝視著，猶如為神奇的魔術所迷住，那麼就……可是卻不能以笨拙的手和粗糙的工具來抒寫這種純潔的思念，只能將它寫在這些白色的、簡樸的紙上。這就是我在1900年9月4日所做的事。《卡夫卡書信日記選》，第133頁。
這篇初戀的臨別贈言，也是已知卡夫卡最早的文獻。有關這場初戀的簡短文字，似乎卻包含著豐富的信息，把人們引向中學和大學時代的卡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