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在一個通行"肉搏"法則的世界上，完全一邊倒的能量對比足以導致一個人不幸。並使這個人以他那"最瘦"的身軀至為真切地感受到存在與生活的本性。然而問題在於，與"最瘦的人"相比，生活中無疑還有著"更瘦的人"，而這些"更瘦的人"似乎並不必然感受到生活的不幸，更談不上感受存在與生活的本性了。
事實上，這個問題的分量是如此沉重，以至於我們不得不再次回顧生存論心理學的有關思想。我們曾經指出，在生存論心理學看來，所謂"存在性不安"，並非某些特定個體獨有的不幸狀態，而是生而為人無可逃避的命運。存在就是不安，生活就是不幸。正如弗洛伊德所說，我們的世界基本上是一個"惡"的世界，這個世界的惡既在我們身心之內，更在我們身心之外，在世界本身。弗洛伊德用一句既是隱喻又是科學的天才表述說明這一思想：與諸如精神疾病之類的不幸相比，生活本身是更大的不幸。而精神分析治癒患者的不幸，其實只是讓他回到生活更大的不幸之中。
在本書最後專論卡夫卡"向死而生"問題的部分，我們將看到，生存論心理學的這一基本思想並不意味著悲觀主義。相反，在這一思想中隱含著一種深厚而博大的人道主義。這種人道主義提供了一種真誠而堅實的樂觀主義基礎，有助於人類對自身命運的理解和把握。對於我們眼下的討論而言，只要我們不把自己局限於"幸"與"不幸"這樣一些用語是悲觀還是樂觀的爭論，就能從這一思想中得到深刻的啟示。
我們已經說過，在生存論心理學看來，生活就是不幸，存在就是不安，這是生活和存在的本性。但是，要認識這一本性，需要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自我認識，尤其是某種"切膚之痛"的自我認識。這實際上意味著心靈的真誠和心智的明徹，也意味著某種非凡的勇氣。
兩本代表性的後期著作《一個幻覺的未來》和《文明及其缺憾》，使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又成為偉大的生存論思想家。在《一個幻覺的未來》中，弗洛伊德不再像早期那樣執著於兒童期的性驅力，而是反覆談論所謂"兒童的孱弱無助"、"自然的恐怖"、"自然的可怕力量"以及人在它面前的"茫然和無助"、"痛苦和死亡之謎"、"我們面對生活之危險時的焦慮"、以及"命運的各種巨大的必然性，在它們面前沒有迴旋的餘地"等等。然而，這些殫精竭慮的表述似乎比不上《文明及其缺憾》中一句腳註的分量："生命誕生於屎尿之間"。這是代表人類所作的一個"切膚之痛"的自我認識，它意味著一種非凡的真誠、明徹和勇氣。
其實，弗洛伊德能夠代表人類作出這樣"切膚之痛"的自我認識，絕不是什麼偶然的事情。這首先是因為他有勇氣面對自己作出"切膚之痛"的自我認識。事實上，在寫作上述兩本重要著作時，弗洛伊德正與下顎癌所代表的死亡作清醒而堅定的鬥爭。在下顎癌非人的折磨中，他格外感到人很容易淪為自我感覺的奴僕。正為如此，在這場為期16年的漫長鬥爭中，作為一位以科學性為準則的精神分析學家，他自始至終堅守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價值，那就是清醒的判斷和理性的要求。他為自己擬定了一套格言，如"認清形勢"、"現實原則"、"自我的統治"等。他在這場鬥爭中所表現的高度自我認識和自我剋制能力，已經成為後人眼中的楷模。其中典型的例子是，當大作家阿諾爾德·茨韋格要在擬寫的弗洛伊德傳記中表現其"英雄主義"之時，弗洛伊德當即回信："叫我去扮演一個為人類而受難的角色，我看是困難的，儘管您的設想純粹出於友善。我的自譴已積重難返。"諸如"英雄主義的垂死"、"征服病痛"、"與死神搏鬥"等一類用語，他一概視為失當並斷然加以拒絕。他深知，他真正具有的，只是某種真誠和明徹的勇氣、承擔責任的勇氣。正是這種"切膚之痛"的自我認識，使他對人類存在本性的認識達到堪稱偉大的深度。事實上，真正使他成為人類思想大師的3部重要著作（《一個幻覺的未來》、《文明及其缺憾》及《摩西與一神教》）都可看作這場鬥爭的產物，都可看作是"切膚之痛"的自我認識所產生的重大成果。
的確，抽象而概括地承認世界的"非理性"，承認壓倒一切的生死分量，承認生活的不幸和存在的不安，似乎並非十分困難的事情。相反，任何"切膚之痛"的認識，尤其是"切膚之痛"的自我認識，哪怕並未牽涉死亡，哪怕只是細微末節，本質上都是生死攸關，都需要我們付出巨大的代價，付出巨大的真誠、明徹、責任感和勇氣，否則就會畏懼這樣的認識。關於對認識和自我認識的畏懼，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作了如下精彩的論述：弗洛伊德最重大的發現是，許多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是畏懼了解自己——自己的情緒、衝動、記憶、能力、潛能以及自己命運的知識。我們發現，畏懼了解自己與畏懼外部世界通常是極為同型和平行的。這就是說，內部問題與外部問題傾向於極端類似……
一般地說，……我們對於任何可能引起我們藐視自己、使我們感到自己低下、軟弱、無價值、邪惡、羞愧的知識，都有懼怕的傾向。A·H·馬斯洛：《存在心理學探索》，李文氵恬譯。雲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5－56頁。
其實，如果沒有生活壓倒一切的分量，也就不存在個人的羸弱、敏感、無助、恐懼等等，也就不會產生使我們感到自己低下、軟弱、無價值、邪惡、羞愧的知識，從而也就不會有對於自我認識的畏懼。不幸在於，生活本身就是不幸，正因為如此，生活中很少有人真正能夠具有足夠的真誠、明徹、責任感和勇氣，從而使自己能夠"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正如弗洛伊德在《一個幻覺的未來》中所說，生活中絕大多數人都像孩子一樣軟弱，也像孩子一樣傾向於把自己融入某種保護性的力量。利用文明的積澱所提供的某些"菜單"和"路徑"，尤其是各種形式的倫理－人際關係以及整體的倫理－人際關係網路，人們得以完成虛飾的自我認識，並以此為基礎建造起自己的人格系統。在成熟的精神分析眼光看來，這種人格系統只是一種無意識的謊言和甲胄，其目的正是要迴避"切膚之痛"的自我認識，迴避世界的本性和生死的分量，從而達到一種自我保護，並在保護自己的同時也遮掩了真理。正因為如此，精神分析認為，一般而言，"人格……就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謊言"，"是隱秘的精神病"。參見貝克爾：《反抗死亡》，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