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9月15日，在廚娘的護送下，卡夫卡前往布拉格舊城肉市附近的德語國立－公立小學報到。從這一天起，他要在這裡度過4年的小學生涯。肉市附近那座小學屬於當時常見的一類德語－猶太語學校，按照早先一項帝國法令由猶太人組辦，德語作為法定教學語言，也用猶太語講授傳統的猶太文化內容。哈布斯堡王室的本意是要在複雜的民族衝突中爭取猶太人這支社會力量。後來，隨著猶太文化的相對衰落，學校的教育向德語一邊倒。於是，學校內非猶太學生和教師的數量也迅速增加，這原來的一方"凈土"最終不免成為是非之地。
肉市附近那座學校，外觀陰冷森嚴，連同它周圍的環境，正好可以作為當時卡夫卡命運的某種象徵，反映出他複雜而微妙的存在性不安。32年之後，卡夫卡對此作了詳細的側面報道。有必要指出，這則報道包含著令人難以想像的豐富內容。
實際上，它是一則極為重要的"綜合報道"，從中不僅能了解到卡夫卡小學生涯基本的陰暗色彩，還能看出更多的東西。在這段報道的開頭，卡夫卡作了一個提綱挈領的"導論"：一遇到"大人物"，他就會糊塗起來。例如，玩笑和嚴肅本身並不難區分，但在那些能決定他命運的"人物"面前，他"眼睛會因此變成顯微鏡似的"，並因此反而"糊塗了"。結果，"即使在我強大的時刻也不強大"：比如在小學一年級時，我們的女廚子每天早晨領我到學校去。她是個瘦小而乾癟的女人，尖鼻子、高顴骨、黃臉，但卻有主意，有熱情，有頭腦。我們住的房子位於內環城路與外環城路之間。我們先要穿過環城路，走入泰恩巷，再走過一個拱門進入肉市巷，一直朝著肉市場的方向走下去。這樣每天早晨重複一次，持續了足有一年之久。女廚子在走出家門時說，她要告訴老師，我在家是多麼淘氣。那時我也許並不很淘氣，只是固執，不聽話，好傷感，愛生氣，但這一切綜合起來在老師眼裡卻有某種可愛的地方。我知道這一點，但對女廚子的威脅不敢掉以輕心。開始我確實以為到學校去的路長得不得了，而且路上還會發生許多事（由於路並非長得不得了，這種表面性的孩子的輕率便漸漸衍成了一種畏怯和死心眼式的認真）。至少在舊環城路上行走時，我懷疑這女廚子（她雖是個值得尊敬的人，但這只是在家庭範圍內）在老師這種為世人所尊敬的人面前，會不會連話都不敢講。記得我對她說過這樣的話，這女廚子總啟合著她那毫無憐憫心的薄嘴唇，簡短地回答道，信不信由我，反正她會說的。大約在肉市巷的入口處（它對我具有一種小小的歷史性的意義……），對這威脅的畏懼佔了上風。
學校本身對我來說已構成一種威嚇，而現在女廚子還要對我加重這種威嚇。我開始央求她，她搖頭。我央求得越厲害，我所求的事情便越使我感到可貴，而同時感到的危險也越大。我站著不走，求她原諒我，她拽著我走。我用父母的報復來威脅她，她大笑了。在這裡她是萬能的。［著重號為原文所有］ 我抓住商店的門，抱住牆角的石頭不放，她不原諒我，我就是不走。我抓著她裙子往回拽……但她仍然拽住我往前走，嘴裡還說，也要把這些說給老師聽。時間晚了，雅闊布教堂的大鐘敲了八點，學校的鐘聲也響了，其他孩子都奔跑起來，我最怕遲到，現在我們也不得不跑起來。我一邊跑一邊想："她會去說的，她不會去說的吧"——後來呢，她什麼也沒有說，自始至終沒說過什麼，但這種可能性始終握在她的手裡，而且在不斷上升（昨天我沒有說，今天我一定要說），而她永遠不放手。［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有時候……她發火了，在我前方的路面上跺腳。有時有個販煤的女商人在旁邊什麼地方看著我們。……我和這一切——女廚子、威脅和那糾纏了三十八年之久……《卡夫卡緻密倫娜情書》，第57－59頁。並參見：Ernst Pawel, The Nigntmare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 New York: Farrar·Straus·Giroux,1984,P.28。
這則報道透露出卡夫卡陰鬱不安的小學生涯："學校本身對我來說已構成一種威嚇"。在那段經歷中隱藏著噩夢般的存在性不安，給他後來的人生階段投下沉重的陰影。對此，他在30年後作了傷感而絕望的回憶：
我以為，我永遠過不了小學一年級這一關的，咦，我通過了，甚至還受到了獎勵；九年制中學的入學考試，我肯定是通不過了吧，咦，我居然通過了；那麼，我在中學一年級肯定要留級無疑了，咦，我沒有留級，我一個年級一個年級地升上去了。不過，這並沒有給我帶來什麼信心，相反，我始終確信……我現在愈是順利，到頭來結局必將愈是糟糕。我腦海中時常浮現出教授們在開會的可怕情景(九年制中學不過是個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而其實我周圍處處都是相似的情形)，我恍惚看見，我順利念完了八、九年級，他們便集合在六、七年級，我順利念完了六、七年級，他們便會集合在四、五年級，如此類推，他們聚集在一起，為的是研究我這個獨特的、聞所未聞的例子，研究我這個最無能、無論怎麼說也是最無知的人，怎麼竟然能夠步步高升，偷偷爬上這個年級去的。由於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他們自然會立即把我從那個年級里剔出來，以博得所有從這個夢魘下解放出來的正人君子們的歡呼。——生活在這樣的想像之中，這對一個孩子來說決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這種情形下，我還有什麼心思去上課呢。誰能在我心中點燃起一絲熱情的火花來呢?《卡夫卡小說選》，第544頁。
然而更重要的是，這則報道揭示出卡夫卡心理上一個重要的特點：他對某種"懸而不決"的折磨十分恐懼，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是"對捉摸不定的東西的一種完全捉摸不定的恐懼"。《卡夫卡緻密倫娜情書》，第206頁。在這種恐懼面前，他無法"挺住"，相反隨時準備"垮掉"。其實，這個特點與他童年的遭遇有關。我們在第一章已經有過了解。當父親大喊大叫、滿臉通紅、急急忙忙解下吊褲帶威脅要揍他，卻又始終"懸而不決"時，他感到幾乎比真的挨打還令人難受。他用被處絞刑者的死亡體驗為例，想說明"懸而不決"的死亡恐懼之折磨比乾乾脆脆的死亡本身更可怕。如果幹乾脆脆被處了絞刑，那也就一死了之，"倒也就沒事了"。倘若讓一個人明明白白知道自己要被處絞刑，又讓他親眼目睹為處絞刑而作的一切準備工作，只是在絞索套上脖子的最後時刻給予赦免，"那他可能就會受罪一輩子。"《卡夫卡小說選》，第525頁。
後來，在快到30歲之際，在他與第一位未婚妻認識前夕，卡夫卡對自己這一心理特點作出了總結，明確認為自己是一個"在遇到看不到底的東西時會馬上垮掉的人"。《卡夫卡書信日記選》，第149頁。對看不見底的"最後"的東西，他會產生恐懼和神經症的迴避。這也意味著"放棄"。
只是，在"垮掉"之前，他多半會像克爾愷郭爾一樣"永遠地三心二意"；像哈姆雷特一樣，在兩種對立的選擇之間、在"對"與"錯"之間、在是與否之間、在結婚與否之間、在"美人與野獸"之間、在生與死之間、在"活或者不活"之間無休止地痛苦和徘徊，隨時可能因為垮掉而放棄。
從這則報道可以看出，在各種存在性不安的綜合作用下，一個6歲兒童的自我感覺是何等卑微。即使在家中的女廚子面前，他都無法對自己的人格產生信心，甚至一個賣煤小販的旁觀，也要威脅到他的存在，更不用說學校里"為世人所尊敬的老師"以及這個世界中其他的人和事了。如此發展下去，最後必然形成一種綜合性的、無比脆弱的存在性不安，對這種綜合性的存在性不安，卡夫卡自己作了最簡明的表述：
一切障礙都在粉碎我。《卡夫卡書信日記選》，第105頁。無論是什麼障礙，無論有哪些因素，所有的因素以錯綜複雜的方式綜合起來，"互補"起來，最終指向一個確切的結果：一個如此這般的卡夫卡。在這個過程中，每種因素似乎都必不可少：歷史，國家，民族，家庭，父親，母親，身心素質，心理環境，生與死的恐懼，……這所有一切因素加起來就是：生活，或者說，卡夫卡的生活。與其說一個人被單一的因素所摧垮，不如說他被整個的生活所疏離。生活不會以單一的什麼因素造就一個人，造就一個人的，是這個人的生活本身，是那包含著所有因素(包括這個人自己)的生活本身。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反覆說：是生活選擇了卡夫卡。
1910年7月19日，剛過完27歲生日的卡夫卡寫下了他一生中第三篇日記："……睡覺，醒來，睡覺，醒來，可憐的生活。"在這篇長得出奇的日記中，他以某種一唱三嘆的節奏深入追溯、無情批判了自己"可憐的生活"：念及此事，我必須說，我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大大地傷害了我。這譴責所涉及的人不在少數，如我的父母，若干親戚，家中一些不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