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克爾愷郭爾、弗洛伊德、阿德勒及蘭克等人的奠基性工作，精神分析運動中產生出一門重要的學科：生存論心理學。它是精神分析和生存論思想相結合的產物。如果用生存論心理學的眼光來分析卡夫卡的情況，就會得出這樣基本的結論：主要由於父母的疏離、父親的粗暴和母愛的缺席，卡夫卡自幼陷於一種可怕的心理狀態之中，那就是所謂"存在性不安"。關於這一問題，生存論心理學的經典著作《分裂的自我》一書作了專門的論述。R·D·萊恩：《分裂的自我》，林和生、侯東民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關於"生存論"及"生存論心理學"，參見該書"初版序言"第一頁譯註①。關於"存在性不安"這一術語的含義，參見該書第三章及第28頁譯註①。此外，本書將在較為廣泛的意義上使用"生存論心理學"一詞。在本書中，"生存論心理學"在很大程度上與上面論及的"人學綜合"同義。
在一般情況下……生理的誕生以及生物學上活著只是第一步，緊接著，嬰兒就會獲得生存意義上的誕生……個體可以將自己經驗為真實的、活生生的、完整的；……他的身份和意志自由都毫無問題；他具有時間上的連續性；他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實在性、真實性，以及內在的價值；他具有空間上的擴張性；……要是這樣，個體就獲得了存在性安全感堅固的核心。萊恩：《分裂的自我》，第31頁。
如果個體獲得了基本的存在性安全感，那麼，通常的生活環境就不會構成對他自身生存的持續威脅；反之，個體就會感到持續的、致命的威脅，並形成存在性創傷，產生存在性不安。個體會感到自己生活在不確定、不安全甚至危險的世界中，他將感覺不到自身內部穩固的一致性和內聚性，感受不到自己的身份和自由意志，也無法相信自身的真實、美好和價值。萊恩：《分裂的自我》，第31－32頁。這樣的人將變得十分脆弱，變動不居的世界、甚至自己的身體都會成為對自我的威脅。甚至如加繆所說，"偶爾見到一塊染血的手帕就想到死"。
問題在於，存在性安全感能否獲得，在極大的程度上取決於"通常的生活環境"之外一種特殊的生活環境，即童年期生活環境。在《分裂的自我》中，作者通過一位精神病患者痊癒後慘痛的自白，對這一點作出了感人至深的強調：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美好童年的回憶，……那時母親愛他，……否則他會感到沒有生存的權利，他會感到自己從未降生。一旦有了這樣的愛，那麼無論一生中發生了什麼事情，無論受到怎樣的傷害，人始終能回顧過去，……他能夠愛自己，並且無法被摧毀。如果他無法回去，他就可能被摧毀。只有當你本已破碎，你才有可能被摧毀。由於我兒時的自我從未被愛過，因而我本已破碎。要是你在兒時給我愛，你就給了我完整的人生。
萊恩：《分裂的自我》，第172－173頁。
的確，沒有正常的童年，就沒有存在性安全感。然而，這位患者多半尚未達到精神分析的深度，看到悲劇更深的根源，那就是上一節所說到的原始存在。也許，遠在她所能回憶的時光之前，她的命運就已經被什麼因素基本上決定了。就童年期環境的反常及其"臨床後果"而言，我們無法在這位患者與卡夫卡之間作出直接的比較，然而，後者的情況至少同樣令人震驚。在《致父親的信》中，卡夫卡寫道：自我能思考之日起，我就一直為維護精神上的生存而如此憂心忡忡，以至我對其他的一切事情都感到淡漠了。……不過，這倒也是防備因恐懼和自知有罪而導致神經錯亂的唯一辦法。我終日憂心忡忡，為自己發愁，這種憂愁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譬如，我為我的健康擔憂；起先是小有不適，這樣那樣的小病，諸如消化不良、掉頭髮、脊椎骨彎折等等，隨之，經過無數次的逐步升級，最後終於釀成了一場真正的病。但是，由於我對什麼都沒有把握，由於我每時每刻都需要一種對我的存在的新的認可，那些天經地義真正取決於我應為我獨自所擁有的東西我卻一無所有，實際上我是個被剝奪了繼承權的兒子，因此，很自然的我便對我最親近的東西、對自己的肉身也感到沒有把握起來了；我長得身材細長，真是毫無辦法，由於不堪重負，腰背逐漸傴僂；我幾乎不敢動彈，鍛煉則更是不敢問津，因此我身體一直孱弱；對我還擁有的一切，我都視為奇蹟，感到十分驚詫，譬如，我的腸胃居然還不錯；這一驚詫可壞了事，就此我也就失去了一副好腸胃，這使得我從此對什麼都感到憂鬱不歡，直到後來我作出超凡的努力盼望結婚時……我竟從肺里咯出了鮮血，對這次咯血，在舍恩博爾恩宮的那幢寓所……當然可能要負相當的責任。《卡夫卡小說選》，第542－543頁。［注意：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這樣一類概括性的"自我論斷"並非自《致父親的信》開始。1913年是卡夫卡第一次"戀愛高潮年"。在這一年他經歷了無比複雜的心理衝突，也寫下了一系列典型的"自我論斷"：我內心世界可怕的不安！卡夫卡：1913年5月3日日記。見Franz Kafka,The Diaries,Translated by Joseph Kresh.London:Scho Books,1948。以下未另注出處者均見此書。
對人的這種恐懼，我從來都有，並非真正恐懼他們本身，而是恐懼他們侵擾我羸弱的天性。連最親近的朋友走進我的房間也會叫我深感恐怖，這一點，並非只是上述恐懼的象徵。……［至於］辦公室［的工作］？有朝一日擺脫它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然而，某一天我會因無力承受而只好放棄，這種可能性倒絕不能排除。就此而言，我內心的不安和焦慮十分可怕。1913年6月26日致菲莉斯。
讀日記令我感動。是否因為現在我沒有了絲毫的自信？對我而言一切似乎都是虛構。別人的每一個看法、每一次偶然目光，都會把我內心攪得方寸大亂，哪怕已經忘記了的事情，哪怕完全無足輕重的事情，都會叫我深深地不安。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缺少安全感，我現在只感到生活的壓力。我看不到意義，一片虛空。……1913年9月19日日記。
類似的案例表明，卡夫卡的存在性創傷十分慘痛，他的存在性不安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事實上，在整個的一生中，他都將被各種形式的存在性不安所追逐，他人、自己、工作、雜訊、病痛等將使他飽受折磨。而所有一切非人的創傷和不安，正如我們在上一章看到，在他的童年，甚至在更早的時候，就已深深刻進他生存的軀體。
事實上，理解卡夫卡問題的許多重要線索埋伏在第一章中。從呱呱墜地到五歲左右那些至為關鍵的年齡，卡夫卡這個天生羸弱而敏感的孩子，本來就生存在一個"存在性不安"的背景之中。準確地說，從一開始，從嬰兒期，由於母親對父親的"全日制"奉獻，卡夫卡的"原始存在"就已經遭受了嚴重的"原發性"創傷。在這一基礎上，父親的粗暴、專制、野蠻以及母愛的繼續缺席，成為卡夫卡存在性不安背景中的中心因素，它們與其他各種因素綜合起來，一道共同決定了卡夫卡的命運。
關於父母直接導致的創傷，我們在第一章已經有了較為詳細的了解。對在此之外的其他存在性不安因素，有必要略加簡要的討論。在奧－匈帝國錯綜複雜的社會情勢中，在波希米亞、在布拉格、在那"骯髒的猶太舊城"之內，卡夫卡的父母逆流而上，為生活而拼搏。毋庸強調，他們自己本來就處於嚴重的存在性不安之中。無論是作為曾被剝奪過童年的孩子，還是作為猶太人、尤其作為極其孤立的"捷克德語猶太人"（參見第一章第二節），抑或作為商海沉浮中提心弔膽的小老闆，他們必然時時受到各種不安因素的襲擾。而由此造成的衝擊，很容易轉嫁到他們天生羸弱而敏感的幼小兒子身上。
例如，在卡夫卡對童年時代的有限回憶中，總要提到父親的商號在月底結帳時全家的"不安"，這正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月底的結帳將告之一個月的努力到底換來了什麼，這對剛剛艱難起步的父母，無異於一次例行的判決，讓他們惴惴不安，並讓卡夫卡也受到感染。
又例如，父親試圖從小就向卡夫卡灌輸這樣的思想：在生活中，對大多數人都不要相信。據卡夫卡回憶，當時，在他幼小的心靈中佔有一定地位的人，無一不被父親批評得體無完膚。可是，"在我這個孩子的眼裡，這樣不信任人是毫無道理的，……於是乎，在我的心靈深處，這種對別人的不信任變成了對我自己的不信任，變成了一種持續的、對所有人的恐懼心理。"《卡夫卡小說選》，第536頁。兒童是學習的天才。當父母在生活和工作的重壓下喘不過氣時，兒童會以自己的方式感覺出來，併產生相應的不安全感。這時，如果父母再以簡單粗糙的方式要求孩子來理解自己，並對孩子提出超乎其能力的行為標準，並用粗暴的手段強制執行，孩子就會陷於深深的存在性不安。做父母的主觀上大都希望能夠"挑起因襲的重擔，肩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