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始就是一種智力的象徵。福爾摩斯的辦案方式甚至比當時的蘇格蘭場更為科學和先進。到了黃金時代，偵探小說成為了智力遊戲的最佳載體。人們拋棄了縱橫字謎，轉而投向偵探的懷抱，以至於它一度成為受教育人群的專享讀物。學者型偵探也隨之變得相當流行起來。大部分學者偵探受過高等教育，主業是學院中的教授，出於某種機緣巧合或者個人興趣便當上偵探的角色。破案的時候，教授偵探就會使用其敏銳的分析技能，而這種技能正是他們在學術研究中培養起來的。不用擔心，學術和推理的關係並不那麼疏遠，就像歷史學家兼偵探小說迷羅賓·溫克斯指出的，學術研究中的推理過程很接近偵探使用的推理。
很多教授偵探是研究英語文學出身，不過幾乎所有的學科都有代表人物，從深奧的梵文學者（安東尼·布切筆下的約翰·阿瑟溫教授）到農學家（夏洛特·麥克勞德筆下的彼得·桑迪），應有盡有。不管他是什麼學科的專家，這位滿腹經綸的偵探都會做大量關於本學科的討論以活躍場面、引導調查甚至迷惑疑犯。例如，那些專長文學的教授往往會使用他們深奧的理論——類似文學中的隱喻——解釋那些警察不會察覺的線索。
第一位廣受歡迎的教授偵探是奧古斯都·S·F·X·凡杜森教授。別看他的名字長，頭銜更長：哲學博士、法學博士、皇家學會會員、醫學博士、牙科碩士……這些加在一起把字母表上的二十六個字母都用完了。凡杜森在新英格蘭地區一所虛構的大學——哈爾大學任教。這位教授神探有著獨特的外表——個頭矮小，身材瘦弱，蓬亂的黃髮，標誌之一是腦袋上的八號的帽子，個性十足——曾花費三十五年時間研究「二加二等於四」的命題，是偵探小說中少有的風趣角色。他討厭非科學的東西，崇尚邏輯，口頭禪是「二加二總是等於四，不是有時候等於而是永遠都等於四」。他不懂國際象棋，卻憑藉邏輯力量戰勝了一位終身致力於此道的象棋冠軍。報紙也因此贈予他一頂「思考機器」的桂冠。
克雷格·肯尼迪稱得上是凡杜森最出名的繼任者。他是紐約一所著名大學的化學教授（可能是哥倫比亞大學）。或許是警察局常常拜託他做與案件有關的化驗、分析工作，他對犯罪學產生了濃厚興趣。儘管也精通邏輯推理，但是肯尼迪更偏重使用先進的科學技術讓罪犯現出原形，因此被譽為「科學偵探」。說起這位科學偵探的誕生，是作者阿瑟·B·里夫受美國作家埃德溫·巴爾默和威廉·麥克哈格塑造的「科學盜賊」啟發。既然盜賊都開始科學化，偵探就更要用科學來武裝自己。
在肯尼迪教授看來，偵探的過程也就是調查研究和進行科學實驗的過程。要尋找錯綜複雜的線索，從中發現罪犯，除了要依靠高效率的警察組織來調查取證以外，還要對各種調查結果進行科學研究，運用現代科學技術設備來分析定論。因此他常常使用最新的科學技術信息，並且把最新的科學技術成果運用到探案上，如血液分析、竊聽器、測謊儀等等。他的作品還具有科幻色彩。短篇《恐怖的天空》發表時飛機才發明不久，直升機還沒有問世，他就提出飛機在空中停留的設想。更神奇的是，罪犯利用電磁波摧毀飛機這種電磁脈衝武器的設想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開始研製。
在所有的教授偵探中，蘭斯洛特·普利斯特萊博士偵辦的案件算是最多的，從1925年的《帕丁頓謎案》到1961年的《消失的日記》，有七十件以上。博士曾經是英國一所名校的應用數學教授，因為和大學當權者意見不合而被迫辭去了職務。此後他便花費精力著書立說，但蘇格蘭場的警官不時找上門來向他諮詢。在首部作品中，普利斯特萊幫一位年輕人哈洛德·馬利菲爾德清洗謀殺嫌疑，後來這個小夥子娶了博士的女兒愛普瑞為妻，也當上老丈人的私人秘書。這位教授不太喜歡離開家去做調查，而是利用邏輯推理做安樂椅神探。於是，馬利菲爾德還分擔跑腿收集案情的工作。作者約翰·羅德對密室殺人情有獨鍾，因此在這個系列中也出現了多部密室小說，比如《毒殺》（1934）是密室中的毒殺，《隱形的兇器》（1938）講述的是在被監視房間內發生的謀殺。
今天，這類教授偵探仍然存在。日本作家東野圭吾筆下的湯川學就是代表性的例子。他是帝都大學理工學院物理學系第十三研究室的助教。這位物理學神探有一個非常響亮的綽號：偵探伽利略。湯川偵辦的案件大都是看上去有悖科學常規的案件。比如《自燃》講述的是神秘的人體自燃案件，《預知夢》說到罪犯十七年前夢到和一位少女結婚，十七年後果然遭遇了這位少女。表象雖然不可思議至極，但是湯川學卻能看破背後的真相，一一做出科學的解釋。長篇作品《嫌疑犯X的獻身》（2005）更為精彩，不僅有學者神探出場，還有學者罪犯出場，上演一場勢均力敵的智力較量。2007年，偵探伽利略系列被搬上熒屏，由福山雅治主演。
另一位日本作家森博嗣筆下的犀川創平要比他的前輩們顯得低調得多。犀川是N大工程學院建築系副教授，已故N大校長西之園恭輔的得意門生。他性格內斂，做人嚴謹、誠實，不苟言笑，散發出一股書獃子氣。他曾經面對友方大學聘其擔任教授，因不願影響自己的學術研究而放棄。這位低調的副教授自然不會主動出面調查犯罪，但是身邊的學生西之園萌繪（已故校長的女兒）卻對調查案件相當感興趣，硬將老師拉進來。或許因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理科學者，所以這系列作品也就呈現出濃厚的理科背景，被稱為理系推理小說。比如《全部成為F》（1996）中具有科幻色彩的實驗基地，《冰凍密室與博士們》（1996）中的極地科研實驗，《不會笑的數學家》（1996）中數學和天文知識。當然不用擔心，小說中的理科知識並不會成為閱讀的攔路虎，相反可以作為提升色香味的調料。
在將教授偵探神化的同時，還出現了另一類型的教授偵探，塑造這類人物的目的在於諷刺現實生活中的教授。最受歡迎的便是英國作家埃德蒙·克里斯賓筆下的喬維思·芬恩教授。這位牛津聖克里斯托弗學院（虛構的學校）英語和文學教授是個相當特立獨行的人。他身材很瘦，大約四十歲，灰頭土臉，有輛紅色跑車，不過駕車技術不行，常常橫衝直撞，目中無人。他幽默、聰明、果斷，說起話來引經據典，常常出現文學作品中的橋段或台詞。他好像不知危險為何物，越危險越困難就越激起他的鬥志。以至於在看芬恩系列探案時，真正吸引讀者注意力的，並不是案情的發展，而是那幾個學院人物瘋瘋癲癲的行徑，以及他們搖頭晃腦引書掉文、博學卻可笑的面貌。
說到掉書袋則不能不提到邁克爾·英尼斯筆下的約翰·艾伯比系列。英尼斯本人是地道的牛津出身，這位神探倒並非學院人物，而是一位警方偵探，可他卻是史上公認最博學的偵探。從第一部作品《校長宿舍謀殺案》開始，艾伯比就滔滔不絕地引經據典、旁徵博引，盡情發揮他驚人的文學素養，是一位沒有頭銜的學者偵探。若艾伯比一人在書中掉書袋豈不是怪物一個，作者便把他放置在一個充滿學術氣氛的環境中。比如第一次出場是虛構的聖安東尼學院，晚上校園對外的門口是關閉的，外人不得進入。在這樣的環境下，校長在宿舍里遭人謀殺，擁有鑰匙能進出命案現場的，只有十位擁有崇高地位的學者。從這個系列也誕生了以學院學術圈為背景的新形態偵探小說。
近年來教授偵探變得多樣化起來，不同種族和性別的學者都加入偵探行列。這些人物更趨向平民化，甚至是有同情心的人。阿曼達·克洛斯筆下的凱特·范斯勒是一位很有典型性的女性學者偵探，登場案件是《最後的分析》（1964）。她很認真，是個專業化的學者，常常玩些教學上的手法。她用一位女性的經驗引導讀者進入學術的世界，告訴讀者那是一個有歧視的世界，很多人眼光狹小、充滿野心。約翰·史密斯的洛蕾塔·勞森更為女性主義，案件也不局限在學園裡。她和一位教授同事一起工作，在《不要拋棄我》（1990）中調查一位好友的生活，那人來向她求助後來卻被殺害了。親密的友誼、仁慈的態度以及改變女性生活的決心，讓她和早期教授偵探有著截然不同的立場。
Ell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