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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來的女郎問我有沒有保存著七舅舅當年的照片，我說哪裡會有。其實我是有的。從故去的父親母親的遺物中，我發現了一包經過「文革」洗禮而依然倖存下來的舊照片，其中就有一張是七舅舅的。背面寫著年月日，攝於北伐途中，是寄給我父親「留念」的，父親在「文革」中毀掉了那麼多舊照片包括大量他本人穿西服和母親穿旗袍的，而偏留下了七舅舅的這張照片，是出於什麼樣的心理，我難以揣摩。也許是因為即便「紅衛兵」查抄出了這張照片，也無法「上綱」吧！因為「紅衛兵」們都看過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出，會唱「工農兵，團結起來向前進」的歌子，會懂得北伐戰爭的革命性質的。七舅舅的這張相片拍得實在不錯，他身著戎裝，戎裝外還有一個大披風，披風懸於身後，長及地面，他側身面對照相機，一手叉腰，一條腿蹬到身前一隻木凳上，擺出一個威武的姿勢。這姿勢不知是他自己設計的，還是所路經的那個縣城照相館的攝影師代他設計的。總之很妙，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個性色彩。
我不願把這張照片提供給故鄉的縣誌辦公室，因為我不理解為什麼他們要對七舅舅這樣的人物如此尊重，其實就一生的總體價值而言，我覺得我父親就遠比七舅舅更值得故鄉看重，然而我父親毫無希望進入縣誌，頂多是在關於我爺爺的小傳中提到一句，他的子女中有一個是我父親，更多的可能是連一句都沒有，或者未定稿中有，到定稿時肯定要刪去——僅憑一條精練的原則。
我把這想法同那來自故鄉的女郎說了，她頗不以為然。我們有這樣的對話——
我：你們搜集一個逃兵的照片幹什麼呢？
女郎：我們是搜集縣第一任中國共產黨支部書記的照片。
我：他那第一任支部書記的意義就那麼重大嗎？
女郎：對一個縣的黨史來說，當然重要，這是歷史，要尊重歷史。
我：尊重歷史？
女郎：對。尊重歷史。歷史首先是事實。我搞這個具體工作，第一環，也是關鍵的一環，就是把當年的事實加以搜集、還原。不管你七舅舅後來怎麼樣，當年他是縣裡第一個中國共產黨支部的第一任書記，那就要記下來他是第一任書記；儘管他後來脫黨了，而當時支部里的另一位同志後來堅持革命，並且善始善終，最後地位很高，蓋棺論定評價很好，我們也不能因此就把他移植為縣裡第一個黨支部的第一任書記加以記錄，我們必須還是要記下來：你七舅舅是中共的第一任支部書記。因為他佔據著這個第一，所以我們打算搜集他的照片。就好比中共中央搞黨史的會搜集陳獨秀的照片一樣，當然不是因為他當了「托陳取消派」而搜集，而是因為他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而搜集。
我：我七舅舅成為這個第一，我想有著這許多的偶然性……
女郎：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也有人認為有著偶然性。不過這屬於分析研究，是歷史的另一層面，歷史的基礎是原始事實。根據同一原始事實人們可以形成不同的歷史觀點，甚至構成完全不同的史學派別。
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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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驚訝。故鄉竟有這樣的新女性。她對歷史的見解不管是否正確，聽起來蠻新潮。我打聽出來，她不過畢業於地區級的師範專科學校，因為她也算是當地的幹部子女，所以畢業後沒有分配到中學裡當教師，而是得到了現在這樣一個工作，不過聽她的口氣這也只是她向上進取的一個中間環節，她的下一步我揣測是上調到市裡或者省里的一個理想的機構工作。
她跟我講歷史，告訴我歷史有著怎樣的幾個層面，其實不用她宣諭，我也是一個富於歷史感的人。我以為歷史不僅包含著流動衝突交融生滅的人和事，更包含著空間景觀的變化。我想起了那遙遠的故鄉縣城。幼兒時母親曾帶我回過故鄉，不過我沒有留下任何印象。我對故鄉的感知是「文革」中回那裡看望「複員」的父親和跟隨他的母親。記得是在一個只停車兩分鐘的小站下的火車，下車時天麻黑。那地方只有兩棟建築，一棟是小站的候車室及辦公室，一棟是一座歪歪斜斜的公共廁所。我在小站那小小的候車室的一條破朽的長椅上睡了一夜，半夜幾次被臭蟲咬醒，但我居然醒醒睡睡、睡睡醒醒地在那裡熬到了天亮，天亮以後，我利用了那嘆為觀止的公廁，然後步行兩里路去圩上趕搭長途公共汽車。那汽車是從城裡淘汰下來的，前面有「大鼻子」，所有窗玻璃都缺失了，因此通風狀態極其良好。上車後我佔據了一個靠近司機的座位，司機座位上懸掛著一塊木牌，上面用拙劣的書法寫著：「禁止吸煙。嚴禁與司機談話」。司機上來了，與當地滿目皆類的眾人那矮小精瘦的形象呈鮮明的對比，竟是一位橫寬的胖子。他一上車便有人向他進煙，他便立即抽起了香煙，車子發動、行駛了，他不斷扭過頭來，同後面的熟人聊天，言談極歡，那塊禁止吸煙及禁止與司機談話的木牌就在他頭上晃動。通向故鄉的公路是沒有柏油只鋪沙石的「戰備公路」，高低起伏，時有丘陵上的盤旋，雖然所經的山路難稱險峻，但偶爾車窗外也能呈現出十幾米幾十米的落差。那司機滿不在乎地一邊吸煙一邊扭頭說笑地開車，車身顛簸而轉彎急促，使我一顆心不時跳到嗓子眼兒，於是我終於憋不住地問那司機：「這條路上，翻過車么？」他望著我，嘿嘿地笑著說：「啷個沒翻過車，你往右首看嘛，那不就是幾日前翻的？」車子猛地一抖，擦著崖邊的界石一轉，我朝他頭甩的方向一望，果然，崖下有輛已經摔癟的四輪朝天的破汽車……
儘管那時的北京城遠不能和如今的北京城相比，但畢竟有北京飯店，有王府井大街，有三開門的長型公共汽車，有冰激凌和橘子汽水，也就是說總還有點現代化的氣息，而遙遠的故鄉啊，水田中遲緩的耕牛，竹叢中陳舊的瓦房，小路上頭纏舊布肩背籮筐腿腳暴突著蚯蚓般青筋血管的鄉親，都使我覺得歷史的篇頁彷彿在這裡掀翻不動停滯沉落……
然而我很快也就改變了想法，我注意到那簡易公路一旁每隔百米左右便有一座新砌出的小碑座，儘管用磚材不多而以土坯堆砌為主，但碑頂上還是做成宮殿式華蓋，中心刷上白粉，而以紅顏料書寫著「最高指示」，這就提醒著我歷史的腳步並沒有繞過這窮鄉僻壤。這畢竟是1923年便有了第一個黨支部的地方。
幾乎經歷了整天的顛簸，終於開到縣城了。我很驚訝於縣城幾條用青灰和爐渣鋪成的馬路，為何呈現出明顯的球面形，中間比兩邊竟高出一尺左右，後來我父親告訴我，他們是仿效城裡的柏油路來鋪敷的，但考慮到晾曬稻穀及雨後泄洪的需要，所以修成了這樣的拱形。在故鄉父母的居處我遇到了許多的親戚，有在縣政府工作多年仍未到過省城的小幹部；有在縣中學教了多年初中物理課但仍然沒有使用過電燈的老教師；也有算是當地打扮最時髦的青年問我從北京的五層樓房上朝下看腿會不會發軟？……
不管怎麼說我還是愛自己的故鄉，畢竟這裡的窮山惡水養育出了我們家族——父系的和母系的。出現了我爺爺、我父親、我七舅舅等許許多多走出那狹小的天地的各式人物，他們的個人命運，或強烈或微弱，或一度或長期地與民族的現代當代歷史進程相交融。
前兩年我回過一次故鄉，嚴格地說是路過故鄉，我是隨一個參觀團去往一處著名的摩崖石刻。旅遊車在故鄉停下來，用兩小時給大家吃飯。我很驚訝，公路依然大部分還是沙石鋪的簡易公路，但那一座座的「最高指示」碑已無影無蹤，真不懂為什麼連一座也不加保留，就如同現在許多家庭中居然找不到一冊「最高指示」的語錄一樣，那時候每個家庭起碼有四五本以上的「紅寶書」，何以事過境遷，便一概不留？敢問故鄉修黨史的女郎，這也是歷史的一個層面么？何以湧來時如醉如狂，消去時如霧如煙？
然而必須對故鄉刮目相看。拱形馬路已剷平重修；五層樓房已不稀罕，陽台上朝下俯望的青年人雙腿肯定不會發軟；百貨店櫥窗中陳列著20英寸的彩電；路邊拐角處竟有一家新開張的冷飲店，出售著咖啡冰激凌！
當旅遊車開出縣城後，我隔窗眺望丘陵田原，儘管仍有水牛耕地的畫面，但竹叢中畢竟增添了青瓦白牆的新式農居，而且屋頂上還高聳著叉子形的天線。我相信，儘管有的洶湧而來的東西會一旦消去，但已經有了樓房的地方不可能再退回無樓狀態；已經有了電視的地方不可能再退回到無電視的境界；已經吃過冰激凌的青年也不可能再去禁絕生產冷飲的機器……歷史！你的疏鬆與堅實、無形與有形、情盛與情衰、遲緩與突進，究竟由著怎樣的內在機制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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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地想一想故鄉，有助於理解我那七舅舅。起碼可以理解一半。
面對著本世紀初的民族現實，振興圖強是許多讀書人的共同願望，這願望凝聚為革命，革命的洪流席捲了大半的讀書人，尤其是熱血青年。
然而七舅舅何以在那個歷史性的夜晚，斷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