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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來了不速之客。一位年輕的女性。自稱來自遙遠的故鄉。她拿出工作證給我看，我沒有在家裡檢查別人工作證的習慣。我細細打量她，我真懷疑她來自那遙遠的縣城。她的衣著很入時，那衫、裙和露出的木耳領襯衣顯然是價值不菲的來料加工然後又「外轉內」的三件套；只是腳上的一雙半高跟鞋樣式落伍而且做工粗糙，透出一股土氣；不過在我們這個大都會中，七成以上的摩登女性也是衣衫不讓港台而鞋襪大為「露怯」。據說有位境外的攝影家來大陸後專門拍了一組都會女郎的照片，裁為兩截刊載在雜誌上，小腿以上的部分說明詞是：「猜一猜，她們行走在香港、台北還是新加坡？」小腿以下部分的說明詞則是：「不用猜，全是大陸靚女。」來客落座後進一步說明來意，是為了了解我七舅舅的情況。我不免發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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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舅舅是我母親的從堂兄弟。七舅舅的胞妹中有一位我喚做八娘，八娘的老伴我本應稱為八姨父，因為覺得繞嘴，他姓曹，我便稱他為曹叔。按說「七舅舅」這麼三個音節的稱謂也夠繞嘴的，但不僅是我，我們家族中與我平輩的，也都不簡化為「七舅」，都一律叫他「七舅舅」，就是我父母以及八娘曹叔他們，提起來也是說「你七舅舅」如何如何，而不說成「你七舅」如何。多一個音節少一個音節值得這麼細交代么？值得。細細推敲，「曹叔」、「七舅」這類雙音節稱謂，似乎體現出一種陽剛之氣，而「七舅舅」，就化為柔曼的韻味了。的確，回憶起來，我的這位七舅舅，無論形象、性格、做派，都絕少陽剛之氣而只使人聯想到天鵝絨一類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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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我已隨父母定居北京。正上小學。一天放學回家，見家裡來了兩位生人。一位胖胖的男子坐在椅子上朝我眯眯笑。我覺得他處處都是圓的。圓圓的腦袋(他不留長發，我每次見到他，他總像剛從理髮館裡理完髮出來，不是時下時興的那種有稜角的「板寸」，而是隨頭形而保持等長的短髮），圓圓的光下巴；圓圓的肚皮；圓圓的手；圓圓的鞋頭。他的五官似乎都是圓形的。母親一旁對我說：「快叫七舅舅！他跟你七舅母剛下火車哩。」我叫過七舅舅，便去親熱七舅母。七舅母的形象沒有什麼特色，但我記得母親多次談過，我落生時是七舅母接的生。七舅母是個助產護士。七舅舅是個牙醫。
七舅舅和七舅母那一回是利用休假時間來北京遊覽。他們來自上海。父親因為天天要去機關上班，不能陪他們，母親雖是家庭婦女不用上班，但一來體力不支難以天天陪同，另外也須在家裡安排飯菜，所以陪得也有限；我很想天天陪他們，但父母和七舅舅七舅母都要我好好上學、用功，所以也只能是在課堂上托腮與他們一起神遊。
別看七舅舅那麼富態，似乎行動不那麼利索，他的遊興可真濃得出奇。天天早出晚歸倒也罷了，他的一大特點，是要按照旅遊地圖和指南上所標示介紹的一一游遍。沒幾天以後我就發現七舅母寧願留在家同母親折豆角、擀米粉、聊閑天，也不願再隨他出遊了。七舅舅的旅遊地圖和指南不止一種，有解放後也有解放前的，至於當時新出版的，有多少種他就買多少種。一天吃早點時他問我父親：「利瑪竇墓怎麼個去法哇？」我父親稱得上是個「北京通」了，在這個問題面前卻也張口結舌。但傍晚時七舅舅興沖沖地回來了，滿面紅光地向大家宣布，他終於在阜成門外的一個什麼旮旯里找到了利瑪竇墓。我母親問他風景究竟如何？他說有一塊碑，他見到了。
父親望望他，不問什麼也不說什麼。後來七舅舅和七舅母回上海了，我聽父親向母親議論七舅舅說：「他那個人呀，連利瑪竇墓那樣的小風景也不放過，可他根本是豬八戒吃人蔘果，哪裡品得出滋味來？他是急匆匆地把旅遊圖和指南書上提到的地方都轉上一圈，滿足於到此一游罷了。比如利瑪竇，他究竟知道這位義大利傳教士多少事迹呢？」母親夫唱婦隨地說：「是呀！不光逛風景如此，就說看戲吧，他是什麼戲都要看，可他連好戲孬戲都分不清，好的也不見他感動喝彩，孬的也不見他厭煩皺眉……」
七舅舅來京時，的確幾乎天天晚上吃完晚飯便趕往戲園子看戲。話劇對於他來說不算「戲」，他只看古裝戲曲。我父親陪他看過梅蘭芳的《霸王別姬》，我小哥陪他看過程派青衣趙榮琛的《荒山淚》，我母親和七舅母陪他看的場次就更多了，我總是鬧著要跟七舅舅去看戲，多半是讓母親強行留下，讓我在家溫書，但總算也看了一些。七舅舅好看戲，但並不懂戲。京劇、崑曲、河北梆子、蹦蹦兒戲(就是評劇)、曲劇(當時剛剛形成)以及恰逢進京演出的漢劇、豫劇、贛劇、花鼓戲……他都一視同仁而並無偏愛。一流劇團大名角兒演的戲和末流劇團四流演員演的戲，他都一樣地坐在位子上不知是同樣地認作享受還是同樣地當作消磨時間。記得有一回我同母親陪他和七舅母看一出場面瘟得不行的梆子戲，一位嗓音沙啞的小生在紙片搭成的「望鄉台」布景上唱個沒完，我打完個瞌睡，一睜眼，那小生還在唱；再打完個瞌睡，再睜眼，還在唱！但我斜眼一看旁邊的七舅舅，他坐姿不變，但雙眼合攏，他不僅在打瞌睡，而且還在均勻地打鼾。顯然他比我更難享受那小生的綿長詠唱，但散戲以後，登上三輪(那時七舅舅出遊及上戲園子多半雇三輪)，摟著我坐定，七舅舅卻悠悠地自言自語一聲道：「唱得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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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七舅舅交往不多。剛才講了，他和七舅母住在上海，而我40年來一直住在北京。七舅舅也很少成為我父親和母親談及的話題。但七舅舅畢竟是我三親六眷中的一員，所以等我上到大學以至工作以後，零零碎碎也就知道了七舅舅不少情況。據說七舅舅的醫術非常高明，在上海牙科界中坐頭幾把交椅，解放後頭一回評定工資他就掙200多塊人民幣，這樣的工資直到十幾年前聽來還是令人咋舌的。他和七舅母沒有子女，因此他們的生活相當的富裕。自50年代末他就不輕易直接給患者治牙了，而是悉心地培養徒弟，他的徒弟總是同他建立起一種類似父子至少是類似叔侄的親昵關係。有幾位乾脆就拜他為乾爹。他的每一位徒弟後來都成了有口皆碑的好牙醫。據說上海的高級幹部、社會名流都經常指名道姓要他的徒弟給治牙鑲牙，倘若他親自出馬，則更覺榮幸而放心；他和他的徒弟們還有兩點廣泛地為人稱道，一是對普通的市民患者與對上述人士的態度絕無差別，二是絕不靠醫術謀求額外的好處，小禮品有時收下一點是因為不收似乎過於絕情，貴重禮品則堅辭不收。
七舅舅在上海治牙以外的時間，據說大多用在兩件事上，一是吃館子，一是進戲園子。他終於吃成了一個圓滾滾的大胖子，但始終沒有看戲看成一個行家。他吃東西絕不忌口，各種風味各種菜肴他都樂於品嘗，並且還親自在家裡同七舅母一起自製水豆豉和豆豉，這是兩種我們家鄉的家常佐餐食品。製作過程中都要刻意讓黃豆瓣長上黴菌，按說他們兩位大夫應該最忌諱這種食品，但他們幾乎是無一日不食這類東西，還有糟蛋、腌肉、熏魚等等。說來也怪，他們吃了一輩子時下保健書中諄諄告誡不宜食用的這類含有「致癌物質」的食物，卻都沒有患上癌症。
上海這地方說實在的除了吃館子進戲園子以外，也就只能是逛商店，風景真是沒什麼風景，於是七舅舅七舅母逢到休假期間，照例是走出上海去逛風景，他早在60年代初就自費乘飛機游過海南島，以那個時代的總體風氣及他胖大的身體而言，真不可不稱之為壯舉。據說他每去過一處就在他保留的旅遊地圖及旅遊指南書上在該處畫上一個圓圈，頗有某類高級幹部圈閱文件的架勢——永遠只是畫圈，而並無一字一句的批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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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長的時間裡，我得到的信息都說明七舅舅是個絕對不問政治的人。過往北京的親友們，特別是我這一輩的，常常傳說一些關於七舅舅的笑話，比如他家中雖然既訂有《解放日報》又訂有《文匯報》還加上《新民晚報》，但這絕不是因為他對時事有一種超乎常人的興趣(很長時期里這些報紙的時事報道是大同小異乃至於完全相同的，最關心時事的人也訂一份足矣)，而是因為這些報紙的廣告欄中戲曲演出的廣告常可互為補充，如有一兩份報紙因故未登完全，則另一份報紙上必可鉤沉，便於他遍看諸戲。上海最常演出的戲曲是越劇和滬劇，儘管七舅舅始終不會說江浙話並且不能完全聽懂上海方言，但他面對越劇和滬劇的演出，仍能甘之如飴。
有一則軼聞大約過分誇張，屬演義性質，但聽完細想，倒也恰能傳神。據說60年代初，大約已進入「三年困難時期」，中蘇兩黨的分歧已通過報上刊登的「公開信」暴露於世。有一天七舅舅在飯桌上聽到外甥女或者某徒弟——他幾乎每餐總要留親友乃至偶然造訪的不甚相干的人吃飯——大聲議論時事，不禁難得地開口問道：「怎麼？蘇聯把專家都撤走了么？」惹得其他人——包括七舅母——都面面相覷，老天爺！他怎麼才知道！都撤了一兩年了！大家爭先